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后遗症——天灾人祸，饿死者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我读小学，是个好学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1岁，读小学五年级，就被卷入了红色的浪潮中，革命之火在胸中烧得火热，12月中随“红小兵”组成的“驱虎豹战斗队”乘火车到了北京，渴望于12月26日毛主席73岁诞辰时，看上他老人家一眼。其实，到北京时，已值“大串联”的尾声，老人家让“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也不可能再登上天安门城楼，鼓动学生们进京膜拜。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相继爆发了革命派别之间的武斗，工厂停工，政府关门，学校停课，学生们有近三年时间无学可上。那时，我住在县政府家属院，因小学时毛笔字比同龄人写得好，便经常被革命干部们拉上帮忙抄写大字报，于是，也就有了免费练习书法的机会。大字报的内容中，有批叛徒内奸的，有批“孔老二”孔子“仁、义、礼、智、信”的。1969年，学校复课，我直接上了初中，教材内容多以阶级斗争、忆苦思甜题材为主。至高中一年级时（那时的初、高中皆改为两年制），赶上了“智育第一”回潮，学校里学习的氛围渐浓，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朱子治家格言》（手抄本），记得第一句便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以及“施惠莫念，受恩莫忘”、“勿营华屋，勿谋良田”等，虽不能完全理解，却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由上可见，我们这一代人的基础文化功底是很浅的，小学读了五年，中学也只读了四年。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势下获取的。所以，我经常说自己没文化，绝无过谦之意。
1976年，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长达十年的“文革”结束了。那年10月，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文革”期间共招收了五届）被推荐进入郑州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虽然也还是延续了学工、学农、学军的传统课程，但在剩余的时间里，同学们读书的自觉性日渐高涨。学制虽然仅为三年，却还是学了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一届的老师们，多是因文革而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的国家部委的老翻译们，水平很高。我们有农村插队劳动的经历，师徒相处以友，彼此授受以诚，毕业时，基本达到听、说、读、写、译较为自如的水平。在一年后全国外贸系统业务员外语测试时，我在河南考了个第一，算是老师们水平确实很高的例证。
1982年7月，我受河南省外经贸厅的委派到香港工作，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不但利用香港工作的身份之便多次陪同省领导（含两任省委书记）或亲自率团出访50多个国家，开阔了视野。最大的收获，是在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与传统和现代文化交汇的地方，开始认真对比多元文化的差异和趋同。1989年，当《菜根谈》在日本畅销后复而引起国内读书者的关注时，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此书，也开始从中窥见中华国学文化精粹零星的流露。“史中寻道”的意识也是在那时形成的。
之后的二十年间，无论作为国企的高管，还是下海后的创业者，我在探索企业经营发展规律的路途中乐此不疲——从研究《美国管理最好的一百家公司》，到对比日本九大综合商社与韩国六大综合商社的经营之道；从《追求卓越》的理念，到《基业常青》的精髓；从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到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我也试图从南怀谨先生自如地游弋在儒、释、道之间和神仙与凡尘之间的经历中，借鉴一种方法，使自己能够从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兴衰历史中随时可以撷取规律性的启示，实现经营管理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规律为道，道为天”的感知，即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的。
至此，我的文化底色已清晰可显——根底浅，不系统，东拉西扯，循今追古。可以称之为优点的，是作为检讨主义者，可以“每日三省吾身”，得“智者无怨”之悟； 可以称之为优势的，是从农村、县城、省城及至世界百余名城的经历，以及和平民与贵族、官场与商海、黑人与白人、华人与洋人的长期交往。
我从不信教。我认为凡正教，皆向善。果可以善为本，便可从善如流。
我从未有过伟大的感觉。常想起那位收养了三十多个孤儿的维族老大妈，以及那位十年无偿献血一百次的普通百姓，她们才是灵魂与道德的巨人。
我也从未感觉在德养修为中有多少进步。只是将少年时期遵循的“说到做到，表里如一”的行为准则一以贯之地秉持至今，守时、守信、守则而已。
我从未有过写书的欲望。窃以为：律己，数语即足；劝诫，几字为宜。又何苦洋洋几万字，实难脱孤芳自赏之色，难避顾影自怜之嫌。
一位大师级挚友曾送我一联“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我清楚，此绝非褒誉，是其寄予承前启后的我这一代人的厚望。
这本《百人讲述建业》是在我拒绝写书的背景下，由企业月刊编辑部的同志们倡议编撰的。他们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努力。尤其当我读到一篇篇充满理解、包容、偏爱、怀念、赞许、鼓励与期待的文章时，我这颗不易激动的久磨生茧的心被深深地感动着，甚至数次落泪。这些特殊的作者们，不乏商界泰斗级人物，也不乏政界与学界的精英志士，更多的是伴随与呵护建业成长的至爱亲朋。他们都是建业的“同志”，同志者同行。
与此书同时出版和发行的，还有河南省社科院课题组提交的《建业省域化战略调查报告》和建业品牌管理部编写的《建业读本》。这三本书，可以让读者了解20岁建业的今天并畅想她的明天。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告诉朋友们：建业谋取更大商业成就的目的，与财富无关，与市值规模无关，甚至与规划中的百城建筑无关，更与我个人与家族的生活品质无关。建业未来的商业成就，是其社会核心价值主张外化的前提——因为实力决定着影响力。我个人去年出资成立的河南本源人文公益基金会，则是弘扬这一主张的新的平台。
我请求为此书作序，是担心大家被后面的文章所误导。建业虽具有伟大企业的基因，但还跋涉在通向伟大的征途中；我个人虽是文化至上的崇尚者，但还未触摸到古今文化巨匠的臂膀。朋友们的信任是财富，也是力量。我们会在信任之力的驱动下，向着阳光，匀速前行。
此为我的文化自白，谨以为序。
2012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