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像两年前那样，容易在中国找到被低估的股票了。
——当巴菲特面对记者提问“您认为中国有伟大的公司吗？为什么中石油不能成为一只永远不被卖出的股票”时如此回答。不过，荷兰银行私人银行分部亚洲证券研究部负责人罗杰·格罗伯力则愿意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中加入人们对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强势货币的预期。
中国既存在需求拉动，又存在成本推动，两个因素都有。要想保持物价不动，不太现实。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认为，已经看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11月10日重庆家乐福沙坪坝门店因廉价促销而出现踩踏死伤事件，则显示了通胀预期下的社会不安情绪。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国内未来的通胀水平将会逼近双位数。
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也将以最大的努力尊重从胎儿开始的生命，决不利用我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违背人类道德范围。
——古希腊“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为所有从医人员所熟知。在“男子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的事件中，这段誓言向什么低了头？
如果夜里下雨，你是不敢睡觉的。如果发生山体滑坡，响动不会太大，所以就这样努力听着、等着。
——自从2003年6月三峡工程进行首次截流以来，目前大坝水位已上升156.6米，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搬迁大军。9月25日，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首次公开承认三峡库区存在隐患，如山体滑坡、水土流失以及环境污染等。
教授中文的狂热可能是被误导的时尚。
——面对约三千万学汉语的外国人，《经济学人》称英国人并没有多少必要学习汉语。“一个原因是许多中国人已经能说一般的英语。甚至是要获得艺术或者唐朝诗歌方面的博士学位，学生都需要流利地掌握英文。而对那些不懂英语的人，学术生涯就会就此打住。”
我们获知真相的成本需要多高？
——从10月12日华南虎照片开始对外公布，到12月2日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组织专家得出鉴定结果，这一桩现代版本的“指鹿为马”事件，在无法“防民之口”的今天，历时51天。
请河南球迷把“专治各种不服”的标语送给国足。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20强赛)的分组抽签结果尘埃落定之后，网友燕浩云如此撰文。在今年的中超赛场上，建业球队在排名前六名的球队身上拿到了自己超过一半的积分，并在战胜第一名长春亚泰一役后顺利保级。对国家队而言，分组结果“死亡不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中国队都必须成为最后的生存者。
我承认我自私，你就是我的“私”。
——王朔在其《致女儿书》中写到：“当年你妈刚怀你我就反对生你，知道生了你就完了，当时惧怕的是内心的温情，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魔术，让自己看着自己，永远无法安心。”2007年，出生了多少个金猪娃，就增添了多少对初为人父母的柔软心肠。
（栏目主持——钟慧）
11月的建业一次又一次为中原带来惊喜。一是建业足球打败中超领头羊提前保级成功，另一是在《经济试点报》举办的“100名开发商眼中的地产领袖”活动中，由中原百名地产老总实名投票，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董事长胡葆森、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以及建业·森林半岛郑州项目因同行的一致高度认同分别获得中原地产榜样人物、企业、楼盘第一名。
这两次惊喜，代表了建业目前的两种状态，追赶与领跑。“未济，君子以审辨物居方”，“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三千年前的《周易·象传》已对此二者做了注脚。
“惧者幸存。”对生存权利的时刻警醒永远要比对未来进行光明的展望来得更有力量。作为对任何一家企业都尤为必要的危机感，对于领跑者而言则更为难得。跑道上的人太多，看得见的对手能够激发我们的斗志，听不到的追赶则会营造我们虚荣的假象。
“放弃做一流企业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休息。”着眼于第一流的企业梯队，建业怎样更多地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一个追赶者的角色上？
“因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可以分为危险与机遇。”在9月接受《建业》采访时，王天也先生便从危与机两个方面分析了建业的内外现状，11月11日，身为总裁的他再次将危机观与建业的管理团队分享。
已经不同程度获得了“五个认同（政府、专家、同行、客户、员工认同）”的建业自然有其独特的机遇，无论从外部的市场需求度、对品牌的认可度以及省内市场准入的难易程度，还是从自身的战略成熟度、团队的战斗力和年初以来进行的管理变革等方面来看，建业已经具有了一个优秀企业的轮廓。然而宏观调控趋紧、竞争日益激烈、土地与资金难于获取则要求建业必须从自身团队管理水平、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打造与“建业”品牌地位更相匹配的产品工程质量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作为倍受市场关注与压力的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员，“追求卓越”的建业无疑有着更切肤的危机与使命感。只是，如何能够将企业的危机感传递给企业中的每一个人呢？
相信每一家企业在自身的实践中都未有停止过对这一命题的拷问，正如当下因“员工集体辞职事件”而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华为。在外界将此次“集体辞职运动”解读为华为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省钱举措，并借此打破长期存在的工号文化和解决企业竞争力问题时，抛开新劳动法的背景而聚焦到企业自身的成长过程，我们不难得出华为更重视的是如何保持企业激活状态的结论。在1996年华为还寂寂无名时，早已导演过一出市场部中高层集体辞职然后竞聘上岗的活动，并且在2000年“集体辞职”4周年时，任正非再次肯定了该事件对企业文化及先进的管理体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于华为不无极端的行为于情于理建业并不十分认同，但其为保持企业竞争力的勇气与决心令我们尊敬。
让员工个体以责任与义务肩负企业所可能面临到的任何问题与危机，“管理层问责制”是建业对如何“危机全员化”做出的解答。香港政府实行于2002年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在建立良好管治架构、营造良好管治文化、发展民主政治方面都给了我们以企业管理角度的启示。
十年，是一个小小的轮回，足够我们忘记许多人或者事，真挚的爱情都难以保持如此之恒久，但王小波凭着四卷文集，战败了时间。
1997年～2007年，在王小波离去的十年间，生活有何改变？无非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大家都老了十年。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上网费从一小时8元，降到了一个月80元，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论坛、QQ、MSN、博客，口水横流，方显出话痨本色，网络上充满了喧嚣之声。如果说，十年前的网络是几只苍蝇蚊子嗡嗡嗡，现在的网络则基本上相当于仲夏夜的池塘，充斥了青蛙高分贝的聒噪。
十年前，王小波说：“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儿？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十年后，他的愿望有一部分得到了实现。托网络发达之福，说话的人比以前多了，声音也响亮，草根阶层开始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彪悍一点的像芙蓉姐姐，精明一点的像史上最牛钉子户，美妙一点的像超级女声，都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影响了公众。但不能忽略的是，上网费固然从一小时8元，降到了一个月80元，但是房价也从一平方米1000元涨到了1万元，大家活得依然疲惫，许多人因此也就不怎么想说话，埋头挣钱要紧，大多数还是在沉默着。
从前，我也是个沉默的人。那时候，我在某机关做公务员，负责宣传，每天扛着一台摄像机，拍摄热火朝天修路的场面，回来后写篇小短文，“我市掀起了公路建设的新高潮”。然后送到当地的电视台剪辑播映。施工单位总是热情洋溢地招待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奉送一些土特产。我满怀着丰收的喜悦，打着酒嗝拎回家。收到的土特产如此之丰富，令我基本不需要光顾菜市场。这样幸福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唯一的遗憾是，依照所掌握的汉字词汇而言，我似乎可以写点更有趣的东西，一味“高潮”来“高潮”去，自己都觉得冷淡乏味，心情遂渐渐坠入了低谷。
当时，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有各级领导来视察工程进度。某一日，听说交通部部长要来，局长便命令我扛着摄像机早晨8点就跑到边界去等着。等到10点，部长的车队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让我郁闷的是，这条路快跑到头了，车队也没停下来。那我岂不是白来了，还拍个鸟去。突然，部长的车停下了，他推开车门出来，走向路边。我大喜，动如脱兔，扛起摄像机向他冲过去，却见部长缓缓地解开了皮带，稀里哗啦地小便起来。那个场景很是壮观：一行人等纷纷走下车，效法部长，一泄为快。是日，春风骀荡，阳光明媚，众领导无私地给沃野施肥，定然为日后的大丰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只是令我郁闷至极。
这个偶然事件，令我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怀疑它是否有价值。我开始感到隐隐的不安了。后来，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我的精神家园》，作者是个陌生的名字，信手翻到了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完了，心里有一种遭了闪电般的震动。我摸摸日渐隆起的小腹，醒悟自己就是那种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觉得自己有必要跳出来，或许是掉入另一个猪栏，好歹有点变化。
我做过一些深感悔恨的事情，但永远都不后悔离开了机关，尽管丧失了免费的土特产，从此需要自己上街买菜。起码，我可以靠撰写喜欢的文字为生，总比伪装“高潮”有趣得多。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简直近乎神迹。这个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了。 因此，我也记住了那个陌生作者的名字：王小波。翻开那本书，看着照片上他那涣散的样子，我在心里说：老兄，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当然，我对留在机关的人并无鄙夷之意。英国随笔作家查尔斯·兰姆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小会计，他恪尽厥职，一直做到退休。任何一个饭碗，只能扣留某个人的肉体，却不能局限他的精神如天马行空般来去。中国人口如此繁多，大家都去做特立独行的猪，岂不是要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那种生活不适合我。
此种心态也是王小波所努力提倡的。他绝不一味高蹈，总是在不遗余力地普及常识。所谓常识，其实是一种平和自由的心态，能够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抱以宽容，能够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抱以理解，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抱以尊重。
除此之外，王小波还努力在普及“智慧”、“有趣”、“诗意”。你看看他的杂文就晓得，十年前他写下的东西，如今读来亦不过时。 他说过：“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十年的光阴就这么过去了。 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许，我没有那么多的愤怒了，或许，我是愤怒过了头，反而冷静下来。我想，年轻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犯一个错误，急于改造世界，却忘记了改造自己。我怀疑，有趣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倡导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喂，你可不可以变得有趣一点呢？这个要求本身就很是无趣。我唯一能做的是，让自己活得有趣一点，轻松一点，享受一点。
后来，我遇到了加菲猫。这个世界上，喜欢王小波的人很多，喜欢加菲猫的人也很多，同时喜欢他们两个的，就会少了很多吧。
他们是如此不同啊，一百竿子也打不着。在王小波的文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加菲猫的影子。自然，加菲猫也不晓得王小波的存在。其他的姑且不论，单从体型而言，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又高又瘦，一个又矮又肥。或许是，他们唯一的交集之处是：有趣，非同凡响的有趣。
倘若我的生命是一卷磁带，王小波和加菲猫，就分别是我灵魂的A面和B面。30岁之前，是我的A面人生，30岁之后，是我的B面人生。
我买了全套的加菲猫漫画。每天睡觉前看一些，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睡去，有时候会做个甜美的梦，有时候则是沉入完全的黑甜乡，一夜无梦。这真是最好的精神甜点呢。最大的好处是，吃得再多，它也不会令你发胖。
加菲猫是罪恶感的克星。他可以充当懒人的榜样，让我们觉得自己懒得永远都不够。他沮丧地说：“我居然在吃饭的时候睡着了，天啊，我已经到达好吃懒做的顶峰了，到达顶峰之后，就没有什么好奋斗的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奋斗下去，从周末上午12点起床，改到下午6点。他还是胖子的偶像。因为你永远都胖不到加菲猫那种程度，体重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或者需要为他单独设置一个电话区号。我们和加菲猫相比，简直就是骨瘦如柴，非但不需节食，反而急需努力加餐饭。
在恋爱方面，他也是很酷的。花前月下，小母猫阿玲春心荡漾。她不停地叫：“加菲……加菲……加菲……加菲……”加菲转过头来，温柔地说：“阿玲……”阿玲用极其销魂的声音答：“你想告诉我什么话？”加菲冷静地说：“闭嘴。” 加菲猫尽管生活在文明世界，还不如骷髅岛上的金刚知情解趣。但是，情圣金刚还是从帝国大厦上跌了下去，死无全尸，加菲猫却似乎会一直快乐下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好啦，我给自己起名叫加肥猫，就是为了向他看齐的。我甚至写了一本书《三分之一的加菲猫》，向他致敬。虽然，我永远不可能到达那种无忧无虑的境界。然而，加菲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40岁之后，我还会遇到哪个有趣的家伙呢？这是无法预测的事情。总之，我的心门始终敞开，欢迎他来到我的生命。
或许，我也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家伙吧。若干年后，有人读了我的书之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还对着我埋怨：老兄，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加肥猫，专栏作家，媒体人。）
好几年前，微胖的非著名万科网友东东常常坐在广州下午的阳光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要去找点乐子”。说这话的时候，他捧着一杯咖啡，微微抿了一口，把刚才手里摩挲着的影碟扔到一边，眼睛眺望着无穷远处。
我知道东东是在暗示我的生活乐子太少，不够滋润，而且我知道尽管他的话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来理解，但在那样的时刻主要应当从狭义来理解，即缺乏不定期的艳遇。其实，从广义上来说，我们不时还是有一些乐子的，饭局、泡吧、淘盗版碟，以及不知所终的旅行。这些都是可以借集体的名义而行的找乐。
至于自得其乐的事情，往往不足与外人道。我想说的是，保有一个自己的乐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梁启超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认为最能够称为趣味的事情，莫过于以下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其他的事情，如赌博、喝酒一类，不断做下去不免会产生趣味的反面，以有趣始而以无趣终，变成自讨没趣。
这好像是老生常谈，即感官的趣味要从节制中获得，而精神的愉悦，例如内心深处的日落一类，则可以带来绵延的幸福。王小波最重视这种“思维的乐趣”：一个人要是肯不计功利地追求智慧，也就是常常能保持一种“自由而新奇”的状态，那么他就是最容易产生幸福感的人。这就是说，不但要有趣，还要运用理性“脱离了低级趣味”，进入智者的境界。
老实说，我虽然喜欢这种说法，但是却怀疑享受这种生活高于我的能力。主要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罗素那样的智商，而去做罗素常做的事情，其实是无趣的。我在大学是念数学的，后来又去念逻辑，看过很多人被这两门美好的东西折磨得死去活来。王小波要是成了逻辑学博士或真去读罗素的《数学原理》，他就不会写下那些好玩的字了。我们一个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知名教授喜欢在学生面前倒苦水，唉，当初被引诱上了贼船。这就不如写《书店风景》的钟芳玲女士来得干脆，她说“虽然在台湾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念了近十年的哲学，却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发现自己爱谷登堡甚于爱亚里士多德，自此弃哲学并投入与书相关的行业”。这是舍弃智慧的内容改而欣赏智慧的形式，“档次”虽然降低一些，趣味却货真价实。
说起淘书，有一个在社科院研究现代文学的朋友，看上去也是趣味主义的奉行者。作为重要的生活乐趣之一，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从家里跋涉一个多小时到潘家园淘旧书。淘旧书虽然一向是文人的崇高乐趣，背后却往往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即用有限的钱蒐集更多的研究或写作资料，乃至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投资。无论如何，与收入微薄的摊主来回较劲砍价，成果是（比如）用177元钱背回77本旧书（不是古书），再把书名和价格拿到博客中晒，这可以打发多少叫人羡慕的时光啊。
这两年我到北京去，倘遇上周末，就和他一起去潘家园。潘家园也是我喜欢的地方，不是因为那里有书，而是因为有书摊。出于一种年少以来的惯性，只要有书摊的地方我都会凑上前去瞄几眼。那些卖书人本身是不读书的。他们虽然也在整天与“智慧的形式”打交道，但仅仅是由于生活的责任。这些年从买书上我已经获得不了什么乐趣了。这有一小部分要归咎于电子图书馆的兴起，让我感觉储备一些粮草以备不时之需的想法已经过时了。比如说，现在没有多少钱的人也可以弄个四库全书，还不用像夏志清那样，家里和办公室各放半部。有人预测所有的中文书在几年内都可以用一个硬盘背在身上到处走。当然我还没有网友镜子极端，她曾经郑重对我说，准备把手头所有的纸版书全送掉，以后只要有电子书就行了。
脱离了功利的趣味就好比终日裸奔的美女，实在是透着放纵奢靡的风气。趣味主义者林语堂说，“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这其实是委屈了芸芸众生。一般人并不缺乏追求趣味的热情，他们缺乏的是能力和合适的时机。相比起人生的趣味，他们不得不先背负责任。张中行在琐话里记过一个享乐主义的朋友，虽然穷（那个年代的人都穷）而不改其乐。来信说老天爷最糊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倭瓜，倭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倭瓜里多好。可是这个朋友穷得要命，每天只能吃院子里自种的倭瓜过活。这是我们一般的状况，想吃鱼，可是离不开倭瓜。
据说王小波使不少人从恶俗劳顿的事务中惊醒而认识生活的价值在于“有趣”。但是王小波对他的朋友李静说，“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过”。这未免让人有些黯然而无所适从。一个在文字上让人觉得有趣，以及声称把趣味主义当作人生哲学的人，最终也还免不了在“自由职业”的压力下累死，这仿佛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钱钟书）。
（任远，中山大学哲学讲师。）
今年十月，在北京见到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编辑钟慧和白许晨。同他们两位尽管第一次见面，但不感到陌生，因为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们的老板胡葆森，也经常收到他们的刊物。是这本刊物让我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甚至对从没踏足的河南也有了一丝亲切感。
两位年轻编辑给我的第一个见面礼就是向我约稿，他们说：你白看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杂志，也该给我们写文章了。
对这样的约稿人，能说什么？！他们大老远来见我，已让我受宠若惊，于是，我忙不迭地答应，一定写，一定写。我想无非是写一篇有关企业的文章。
可是他们却说：我们这期想讨论一个专题——怎么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想请你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坏了，这哪是我的擅长？我写字是真正的半路出家，45岁之后才开始，写写做生意的心得还勉强凑合，可是从不敢涉足其他领域。
我忙说这种文章我可写不了，关键是我没有真实感受，因为我觉得自己活得就挺没意思的。
我说：“你们应该找你们老胡那样的人写，你看他做了十几年地产生意，按年头和销售面积也应是中国房地产的第一梯队，可是他偏偏不离开河南这块旺丁不旺财的‘盐碱地’；更有意思的是，他是个真正的球迷！不管黑哨还是白哨，他硬是赔钱玩了十几年，把河南建业这个二线足球队踢到了一线去。人活着有意思，一定是干什么着迷了，不管是官迷、财迷、色迷、书迷、球迷、戏迷……不着迷就没太大意思。”
“不对啊，我们觉得我们老胡整天寝办合一，太辛苦了，算不得有趣；我们看你活得挺有意思，又做过生意，又教书，还写字。”他们反驳我说。
嘿！他们的看法一下子引起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看来活得是不是有意思，自己的感受同别人的感受可能不完全一样！
什么是活得有意思？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活得有意思的思考，远远不及对活得有意义的思考，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开见日，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上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个飞机送上60米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到邻村一个猪圈，砸死一口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是50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我笑不出来他那种笑!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乐山出了一个“飞人”，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50多岁时突发奇想，要玩滑翔伞。没有钱，自己做，他的滑翔伞被当地人称为“大风筝”。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试验，这个“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风筝从乐山最高的山飞下来。后来同外国爱好者一起比赛，他的“大风筝”和自学成才的飞伞技术把外国飞伞者吓了一大跳；外国的伞也让他开了天眼！于是，他离了婚，卖掉房子，买了一把外国伞，对着电视机说，他要把中国大山都飞遍！只不过最后一个镜头，让我感到他有点不太有意思了——他在山顶要飞之前大声喊着：“我要飞！我要让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东方！”我想他在做伞和鼻青脸肿学飞时，一定不是要让世界看着他，只不过是着迷于斯罢了；可惜，一上镜头，这代中国人活得有意义的惯性又起作用了。
看来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义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人不能完全脱俗，别人的掌声会让有意思的事变得更有意思。但是，上面这两个人为赢得掌声的目的应该是排在自己觉得有意思之后，因此这两个人就属于自己活得有意思、别人也觉得他们有意思的人。
还有一些人，像我这样，自己没觉得活得有意思，但别人觉着挺有意思。比如，我从小到大没有培养出一样特长，文艺不行、体育不长，此事一直让我自卑到现在，我曾经多次自问：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会不会喜欢同我这样乏味的人交往？因为没有爱好，就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当过几年农民，干了几年会计；做了几年生意，讲过几年课；写过两本不畅销的书，还跑到澳洲混了个二等公民，总之，干什么都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因此，自然没有上面那两位的疯狂，也没有老胡的韧劲和王石的胆量。可是这次钟慧和小白让我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算活得有意思，这让我可以聊以自慰一番——让我又感到活得有点意思。看！我的有意思主要是建立在有意义上——能赢得别人的掌声才算有意思。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争着抢着让他们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我想他们一定是对自己没意思的人生不满意，所以想培养他们的后代不要像自己这样没意思。
还有一些人，可能别人没觉得他们有意思，他们自己却觉得有意思。我在北京天坛北门对面，发现有一大片北京上世纪70年代的贫民区，快奥运了，来不及扒，当地政府就建了一圈古色古香的墙把这块不和谐围在里面，外来人只有进去才知道里面的乾坤。这里住着至少几千户最低收入的北京人和最低收入的外地人，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捡破烂扫马路当保安和向这些穷人出租住房的人。与他们一路之隔的广渠门路北，就是一大片以新世界为首的现代建筑群，这边房子的平均售价是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民区这边的人，假设每年赚2万元，一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平方米的新房。由此推断，不发横财，这些人是不可能有住上那样新房的奢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一些人有意思地活着。七月份北京傍晚炎热，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凉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饭桌搬出来。不仅如此，谁家有好菜了，几家男人就凑到一桌上喝酒；那个拎着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锅头，这个捧着从旁边小店买的两瓶啤酒，围着一锅白白的萝卜炖羊肉喝起来。每个人都光着膀子，叼着烟，边吃边搓着身上的泥“犄角”，大声侃着天下奇事。此时在他们桌边走过的外来人都成了贪婪的看客。
他们活着有意思吗？我相信至少那一刻，在羊肉和二锅头酒合成的特殊香味作用下，坐在天子脚下，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那些形形色色、浑身淌汗也不脱衣服、满世界奔波的男女，他们心里感觉挺惬意的：他妈的，穷有穷的自在，黄泉路上无老少，都瞎忙活啥？还不如趁着牙口好，吃两口喝两口！
由此可见，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仅有自己感觉和外人感觉的差别，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和面对不同事情时，同一个人的感受也有不同：有时我们觉得活着挺有意思，有时又挺没劲的。
我在澳洲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澳洲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型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兜风。戴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问老头：“怎么想起买这么个礼物？”老头说：“今年圣诞前，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要跑车。我去车行转，正好有这辆，就给她买来了。”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像有点内疚似的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四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个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洲，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不是吗，即使是看惯了特立独行的澳洲人，也感到她现在挺有意思的。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洲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泥水瓦匠活儿样样精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方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倾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他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三个孩子，不仅如此，这座房子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用了8年盖了一座400平方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儿首先就找他，因为他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DIY（自己动手做）。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洲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洲人，一辈子也就挣一套房子，我可是挣两套房子。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没有工资也不用缴税，也不用承担那些高昂的学徒成本和监管费用。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虽不缴税，但也没领过救济金。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是自己雇用自己！”
写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还没有接触到文章的主题——怎么才能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正当我文思不畅时，一个在墨尔本大学学建筑的中国小伙子来我家，他看到了这篇半成品，他说：“叔叔，我想补充一点，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坏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说年轻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说：“你是说你想找一个跟谁都随便睡觉的女孩？”小伙子说：“当然不是，找朋友的标准和结婚的标准是不同的！你们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这小子毫不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有点不甘心，我说：“坏人无非是人群中的少数，少数自然会吸引眼球，这同他们是否有意思没有关系。”他说：“不对，好人也是人群中的少数，可是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坏人的事？ 比如 ：黑社会、盗窃、色情、凶杀、通奸永远比雷锋做好事那类故事吸引人。”
我靠，可也是呀？！
文章写到这儿，更乱了。
我总不能说：做坏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吧？
完稿后我又见到了那对澳洲老夫妻。先生前一天查出前列腺癌，次日我去看他，老两口一人手里拿一杯葡萄酒正大喝呢，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该有事了。
（黄铁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Google：把公司总部办成托儿所
创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新经济最为核心的驱动力，仰赖于此的IT行业在呵护创新方面几乎是不遗余力。其中，精心保持一种自由随意的工作氛围已成为这种呵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网络公司的龙头，Google的举措只能用“腐败”才能准确表达外人既羡慕妒忌又失落惊讶的情绪。
“这里很像是托儿所。” Google的员工如此形容自己的总部。这句话有两层含义：首先，他们可以带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或者宠物狗一起来上班；其次，享受着休息室的几百种零食饮料、跳舞机、大澡盆般的迷你游泳池，他们自己本身就像是聚众玩闹的孩子。最为令人瞠目的是，在Google大楼一层的中央有一个礼物箱，平时上锁，但是会随机地自动打开，里面有各种礼物，如T恤、背包之类。箱子附近经常会出现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而这些都会被头顶上的摄录机拍下，实时播放，以作大家工作之余的笑料。珍稀的大草坪、Segway电动滑板车、迷幻熔岩灯，这种组合会给人一百种联想，比如伍斯托克音乐节现场，却绝少会有人想到企业总部。
“我们没有正式的公司文化。”Google的一位公司代表说。Google公司的做法正是基于对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于如何管理“知识型员工”理论的深刻理解。德鲁克曾经说过：知识型员工相信自己拿工资是为了出效率，而不是为了完成朝九晚五的呆板工作，而聪明的企业会“排除任何影响‘知识型员工’工作的障碍”。当然，把公司建设成为托儿所的企图也有一个较为通俗且柔软的解释：被尊重和爱护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向往，但只有孩子们是直白而勇敢地来要求这些的。弹性工作制度、逾越职务的对话、20%的私人支配工作时间，正是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和尊重，完全释放了员工的思维活力和创造性。闲庭信步似地穿越网络经济低谷；飙出令人咋舌的高股价，Google的趣味工作方式换来的都是扎实的收益。
维珍：把“秀”做得更有价值
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同创办人的气质密不可分，理查德·布兰森爵士和他的维珍公司是绝妙的案例。维珍公司的业务范围广到不可思议，从航空、电信、铁路到唱片、可乐，这些商品或服务却无一例外地带有浓重的“维珍制造”印记，正是布兰森的特立独行实现了这一点。
“我预言，你小子日后不是坐班房，就会发大财！”出自中学校长的断语概括了布兰森略显有些癫狂的商业之路。以后来者的姿态进入基础投入巨大的航空、铁路、电信行业，他似乎从不避讳“红海”。年近花甲，他依然拥有令人羡慕的腹肌，自然，世界上腹肌漂亮的人很多，却没有人如他这般把它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曾经只穿三角短裤和美国肥皂剧《海滩护卫队》的女主角帕美拉·安德森合拍维珍健力饮料的广告；也曾和20个几乎全裸的模特打着“所见即所得”的标语在伦敦街头为维珍手机做促销宣传；他还曾沿着英吉利海峡的沙滩裸跑。近年来经常有人将王石同布兰森联系起来，但两人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布兰森的冒险或者出格举动总是极其鲜明地同维珍的品牌内涵捆绑在一起。维珍所蕴含的品质、价值、创新、娱乐、挑战意味，完全可以通过布兰森这个符号传递给大众。
“布兰森的裸体总是会出现在品牌推广的紧要时刻。”在看似哗众取宠的行为背后，布兰森其实是一个颇为理智清醒的管理者和营销人。维珍公司的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创新的商业模式，布兰森曾经形容维珍是“跟在大企业屁股后面抢东西吃的小狗”，他有意选定表面风平浪静而消费者并没有获得满意服务的行业为进军目标，这也是他看似违背“蓝海战略”却收获颇丰的秘密所在。
独特的商业模式、新奇却不乏功利的营销方式、日神般风风火火的进取精神，布兰森和维珍代表的是商业世界里的一股清风，也难怪在BBC2001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布兰森被评为最具启发性人物的第二名，高于耶稣。
（文字执笔：白许晨）
美国西南航空：只要拥有快乐，一切都值得
当坐在美国西南航空的班机上，你很有可能从广播里听到这样的提醒：“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冲出海面了，请您抓紧救生圈，蛙泳也好，自由泳也好，悉听尊便。”之后你则可以准备运用一篇名为“从你吃西南航空的花生的姿势中获知性格”的文章结论，环顾四周看看是否能发现各种吃花生的方式——吮吸，剥皮，扔皮，泡在饮料里，用力吸气，拿在手里，狼吞虎咽，大声咀嚼，来回揉搓，轻轻咬。
在招聘广告中宣扬，“在一个可以穿短裤的地方工作，不要提高跟鞋、领带和连裤袜”；把价值3000万美元的喷气式飞机涂上逆戟鲸或国旗的图案；在因天气延误等候班机时，趁乘客不注意在他们脑袋上画个南瓜或者玩“拾荒”游戏(在规定时间寻找某些难找的东西，找到者获胜)……总是出人意料的西南航空在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唯一一家真正具有幽默感和独特文化品位的公司”的同时，西南航空成为自1973年春以来美国唯一一家每年都盈利，且利润净增长率最高的航空公司。
那里的人对工作严肃认真，绝对不打马虎眼，可是在找乐方面也绝不含糊。飞机乘务员们曾经躲在头顶的行李柜里，在顾客打开行李柜放东西时跳出来，也曾在圣诞节时让飞行员一边通过扬声器哼唱圣诞颂歌，一边轻轻摇动飞机。甚至把飞机上的鸡尾酒称作“爱的魔水”，花生米一类的小点心称作“爱的诱饵”，每当员工为乘客提供了额外服务，公司会鼓励他做一次“爱的报告”……
创意顾问告诉我们幽默和创造力是密不可分的——“哈哈会带来阿哈！”西南航空公司则证明了另外一个简单真理：妙趣横生的雇员很少抱怨工作艰苦和加班加点。甚至在海湾战争期间，当这家拥有“最有效率的团队”、“最受好评服务”、“全美最值得为之奋斗的100家公司之首”……一系列称号的公司面临油价暴涨危机时，雇员们主动要求从工资表中扣除13万美元，与公司一道度过燃料涨价的难关。
建业：我们知道如何让你笑起来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套用林语堂的这段话：“我们只有知道了一家企业如何让它的员工、客户笑起来，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企业。”
数年前还在尝试为员工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建业，今天的全员才艺大PK视频复赛投票阶段正进行得如火如荼。32名复赛选手分布在全省16个地市却丝毫不影响各自的吸引力。功能更加强大的信息办公新平台在大家对各位选手的视频一睹为快的期待中一经开通便获得极高的人气。茶余饭后讨论哪个视频更有艺术电影的气质，或者哪位歌手表现得更加纤音入云也就罢了，更有甚者，从地市百里迢迢回到总部办理账务的同事一进财务室就指着坐在自己眼前的大活人惊呼：“你，你，你，就是你们3shine组合的爵士舞目前名列投票第一？”
姜汝祥曾说，未来只有一种企业家能够生存，那就是能够领导Y一代（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的一代）的企业家。甚至不仅是Y一代，网络时代下，每个个体的生活价值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被重新阐释和定义，如何让自己面对更激烈的竞争与压力渐渐与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有乐趣发生了正比例关系。
在建业，你总有机会找点不寻常的乐子。比如忙了一年之后，你可能会惊喜地欣赏到公司的男老总们身穿白纱裙跳天鹅舞，或者女老总们拎着金箍棒为大家耍猴拳；或者在整个城市还未平息对建业拍到“地王”的咂舌之音时，你已经开始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才能战胜其他同事夺得“地王”项目的命名权并抱得笔记本电脑归。如果你是建业的客户，还在为去年圣诞节前夕伙同全省其他城市的业主集体攻陷郑州大商新玛特商场物资储备一事而窃喜的话，那么今年联合联盟商家千车自驾游共同到信阳南湾湖畔欣赏美景外加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肯定更让你怦然心动。至于从上到下的各级员工，曾被拉到中岳山顶按照图纸搭建罗马炮架也好，曾为夺取“闪亮之星”的非典型性任命而被卷进“群众斗群众”中去也罢，都有机会在某一天和老胡面对面地吃饭，品尝他收藏的与建业同岁的葡萄酒。
（文字执笔：钟慧）
第一次我来了，第一次我骄傲地流下了热泪。河南足球，成为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瞩目焦点。尽管一度濒临降级边缘，尽管一度视为保级公敌，但从2007年11月4日夜里开始，河南足球人可以毫不掩饰豪情：我不是中超的过客！
2007的“超四世”因为有了河南足球的参与而显得格外丰满，2007赛季的中超联赛因为具备了河南足球的韧性而格外有嚼头。这一年从春走到冬，虽然每一步都异常艰难，可最终河南足球笑到了终点。 这一年，建业球迷随建业经历着心理的巨大起伏跌宕，从黑马惊艳腾空到溃败到底失控；从摇摆无常到强力反弹上岸，但我们最终会心微笑：只有活着最幸福！
欢笑、激动、幸福、喜悦、泪水、悲伤、遗憾、悔恨，这一个赛季五味杂陈，浓缩了人生。好在当大幕落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憧憬下一年的演出，不必因过程中的稚嫩丧失了继续在顶级联赛的生存权。
生活是一株长满了任何可能的树，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下一刻会结出什么果实。因此，对于河南足球而言，2007这个赛季有着不可思议完全颠倒的四季表现并不意外。
海口的春天阳光明媚灿烂，但第一次参加中超集训的河南四五将士却感到春寒料峭。突如其来的罢训风波对于一个相当听话的球队团体而言显得不可思议，尽管过了近一周时间风波顺利平息，但建业足球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职业足球资本的威力。好不容易挺过了春训，随之而来的却是“航海危机”，一次次猝不及防的冷箭从背后袭来，几个部门联合施压，妄图将建业足球的比赛迁出航海体育场这个魔鬼主场，甚至迁出郑州。这次危机引发的讨论提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河南足球到底属于谁，这块蛋糕到底怎样才能做大？好在一切是有惊无险，在联赛揭幕之日，航海体育中心又被热情的河南球迷挤爆，球迷的热情激发了球队红火的开局，当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山东鲁能三大豪门连续在豫军身上交白卷的时候，整个中超都在惊呼：千万不要小瞧河南人！
微风凉爽，夏花绚烂，但“黑五月”让河南将士如坐针毡，几乎一夜间球员的笑脸不见了，主帅的白发也陡增一把。开门三板斧过后，当整个中超都熟知河南队的根底时，这支具有严重缺陷的球队开始了“五连败”的溃败征程。洋枪不利、心态不稳，“黑马”的外衣被逐渐剥去，一支降级热门球队应运而生。
当秋叶落在身上提醒人们该珍惜时光时，多少人在反思珍贵的外援名额为何被轻易挥霍。第一个调整及时而来，老胡亲自上课了，俱乐部的经济命脉得到了有效保障，最好的也是最贵的奥利弗救火来了。连续闯过上海滩和济南城两道险关后，球队势头有所反弹，可在最不该输球的时刻败在浙江绿城这个“中甲小师弟”脚下，年轻的主帅为成长付出了代价，老辣的裴恩才武汉下岗不足三天河南再就业。
正当河南球迷认为最冷的一个冬天即将到来时，裴恩才率队四战七分，河南四五再让所有人惊讶了一回，在“领头羊”心中的加冕之夜庆祝保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向以沉闷谨慎著称的河南队连续打出大开大阖的性感足球，在拿到成绩的同时还赢得赞誉，迟到的硕果终在冬天落下。
这一年，河南足球曾经因为幼稚而屡吃暗亏，也因为不懂规矩坏了好多豪门的好事，但正是这种初生牛犊的无畏勇气和不谙江湖规则的冲动，丰盈了中国足球，磨砺出一支未来中超豪强的雏形。
告别了张宇、门文峰、宋琦，迎来了胡葆森、裴恩才、杨林，这一年变化太大以至于让常规思维难以及时转换跟进，当11月14日中超大幕落下，所有提心吊胆的河南足球拥趸者都可以心无旁骛地睡个美觉。次日美梦醒来，骄傲地展望：2008，我们还能在家门口看中超。
（刘开银，《河南商报》体育部记者。）
2007-04-01
豫公移山
还差10分钟，建业离自己的中超首胜已经越来越近了。遗憾的是，一直固若金汤的防线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失误。巴辛抓住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双冠王最终庆幸着从中原大地全身而退。
在人们纷纷以为建业将在前三轮遭遇三连败的时候，这支草根球队却让去年的冠亚季军没从自己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三连平，犹如少林武僧举起的少林棍，不仅连续将京沪鲁三强敲得目瞪口呆，也如同三记响雷，在中超沉闷的天空轰隆炸响。
你可以把河南和山东的比赛叫做“鲁豫有约”，也可以当成愚人节险些开出的一大玩笑，而我却想把那个著名的成语愚公移山修改一个字：豫公移山。河南人正在用他们特有的坚忍和毅力成为中国足坛亮丽的一景。
你不是总觉得能一口就把我吞下去吗？那我就像牛皮糖一样死死地把你粘住！你不是个个号称豪门人人牛气冲天吗？那我就让你好好品尝一下草根球队的味道。你不是每人都身价千金全都贵为国脚吗？那我就豁出老命，像拖拉机一样把你拖得上气不接下气，像凶猛的猎豹一样，咬得你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河南队没有大牌球星，没有大把钞票，没有国企背景，但他们有的是跑不死的精神和拧成一股绳的团结，还有那些永远追随、无限忠诚的中原球迷，他们像愚公移山一样，十几年如一日地做着自己喜欢而执著的事情。
农民们不装腔作势，不装大尾巴狼，不去挥金如土，但他们有的是血性和豪气；他们能够脚踏实地，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他们不求一时一势，他们走过雪山跨过草地，今年，他们登上中超大舞台，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汇报演出。
2007-05-24
老胡的十年规划
三连败后，胡葆森走上了前台，不过和一年多前张宇出任董事长之后随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同，他的这次“出山”并不是担任“救火队长”，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一种态度：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搞足球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理性投资的理念同样不会改变。
适应中超至少两年
建设一个中超俱乐部就像建设一个企业一样，同样非常复杂，这其中包括了经营、管理、竞训、公关引援和青少年培养5大体系，每个体系都要完善，然后相互之间还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我们的俱乐部目前的情况是每个体系都不完善，所以可以想象经营一个理想化的中超俱乐部多么复杂。
另外，在球队方面，我们的队员绝大多数都没有打过中超，门文峰也是第一次以主教练身份带队打中超，他们对于中超的节奏、比赛环境同样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要完全适应这些，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坚持理性投资
外界一直都在质疑我们的投入太少，但很多人都是单纯从球队在场上的表现这一点来看的，而不了解更多的情况。比如大家都知道一线队现在排名倒数第三，但恐怕很少人知道我们一共拥有4支球队，每支球队都需要投入。
球队取得好成绩，是综合实力的比拼，这与经验、管理、圈内的人脉关系等都有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关系。朱骏算是有钱的吧？他对俱乐部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多，但是效果呢？所以单纯地谈投入不见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是需要时间去探寻职业足球的运动发展规律，去逐渐完成和强化俱乐部自身的造血功能，而不是烧钱。
十年后，建业会更好
做俱乐部和做企业一样，首先要给自己定好位，然后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具体的计划，之后是具体地去执行。
我做建业俱乐部的长期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河南的一个区域性文化名片，远的不说，最近5年的目标是要球队具备夺冠实力。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拿冠军，今年中超具备夺冠实力的至少有5支，5年之后，我们应该能进入前五名。而具体到近期的计划，今年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保级。
现在中超俱乐部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以分为4种，一种是背靠大型国企，不愁造血功能 ；一种是中超“老江湖”，生存不是问题；一种是经济状况窘迫，整日拆东墙补西墙；最后一种就是像我们和浙江绿城这样的俱乐部，都是民营企业在维持，长期依靠自身能力生存，同时不断地寻找职业足球的发展规律，不断去完善俱乐部的造血功能。
如果长远看，我更看好像我们这样的俱乐部，十年之后，我们这样的俱乐部会更好。
2007-09-26
裴恩才：再拿8分保级没问题
在联赛还剩下6轮的情况下接手自己并不熟悉的球队并要率队完成保级任务，这显然需要很强的自信心和很大的勇气。
在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最终接受建业的邀请时，裴恩才说：“这种情况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以前都是率队冲超的情况比较多，现在则是保级，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我对建业足球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今年联赛的赛程正好是当时我执教的武汉队跟在河南队后面打，武汉队的每一个对手都是刚刚和河南队交过手的，在赛前研究对手时往往看的都是河南队的比赛，也不得不看，这样对河南队就比较熟悉了。另外，我在中超待了两年，对中超还是比较熟悉的。这支球队的基础还是不错的，今年也打了不少好球。我来可能会让大家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得到刺激，带来一些新东西。只要认真去做，应该能够实现目标。”
2007-11-05
其实，你才刚上路
包括裴恩才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河南建业队最终竟然在很不利的情况下，以宰杀领头羊的方式保住了中超资格。
这的确堪称是建业历史上很经典的一场战役：它创造了本赛季最快进球纪录，单场进球数最多的纪录，当然还是进入中超之后最具有意义的一场比赛。赛后，助理教练袁志新颇感安慰地说：“前6名身上，我们就没在亚泰身上拿分了，现在这个目标也实现了。”
袁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建业现象”：在建业队目前拿到的25分的保级分数中，有14分是来自前6名的夺冠军团身上，占了一大半，这也堪称职业联赛史上的一项纪录。
作为有着良好足球传统的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原本就应该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不会也不应该永远只是总为保级而战的“困难户”，也更不应该只是顶级联赛的匆匆过客。在冲入中超的第一年能够保级成功，对于这支队伍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也将因此承载着更多的梦想和希冀。
就像去年冲超成功的喜悦不能取代我们今年在保级之路上的艰难和痛苦一样，昨天的保级成功对于建业队这支中超新军、对于河南足球而言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它更应该是河南足球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庆贺和纪念的秋天。但是，荣誉对于残酷的竞技体育来讲，从来都只意味着过去，而最重要的永远都是将来。 思考一下如何能够更好地生存，如何能够在明年以及未来的中超联赛中制造出更亮丽的“河南现象”，是每个和河南足球有关的人必须做的事情，而且是要从现在开始。
2007-11-18
长春的第二年、河南的第二年
是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但挑翻了长春亚泰，成功保级，也将中超冠军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是河南球迷发明了一句名扬千里、脍炙人口的口号——专治各种不服，使得中超赛场围绕这个话题多了无数谈资；而原本那个温情脉脉的“鲁豫有约，”也因为他们从山东鲁能这个中超豪门身上取得一胜一平的佳绩，为绿茵场的恩怨情仇添下了浓重的一笔。
长春亚泰在冲入中超第二年就获得了冠军,今后几年建业也不是全无机会，从球队目前的球员年龄结构上看，今后几年他们都会处在上升通道中。因为国内球员中，我们目前的主力都是1981年和1985年年龄段的，随着比赛经验的提高，如果再加上几名得力外援，他们仍旧具备和国内任何一支球队叫板的实力。
（郭韬略，《郑州晚报》记者。白许晨整理）
想起开封，首先想到的是大宋。想起大宋，首先想到的是开封。
想起大宋开封，首先想到的是当时使用频率极高的市井俗语“快活”，流行程度不亚于当下的“忽悠”。所谓快活，无拘无束是也。大诗人苏轼将快活入诗，“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快活”二字，成为市民狂欢情绪的一个最为通俗的反映。
大宋开封的市井生活，比白日还要喧嚣的夜市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夜市的欢闹，传入深宫，传到宋仁宗耳边，皇帝动问：“何处作乐？”宫人如实告知，仁宗不由感叹自己深宫冷清，羡慕起市井夜市来了。出自《北窗炙輠录》的这条记载，弥足珍贵，皇帝羡慕市井夜生活，宋之前未有，宋之后也罕见。
时光流转，开封城的繁华只余断章残篇，但宋风宋韵宋文化的味道仍在。著名作家孟宪明打了个比方：“凌晨三点，一个人要是从飞机上掉到开封老城的任一角落里，躺着别动，不出二十分钟，准有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炒凉粉或者黄焖鱼送过来。”
通宵不息、遍布全城的东京夜市，如今犹在；曾经的“410余行”的手工业部分仍存，世代传承的艺人们仍存，他们是谁？居于何处？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我在开封，曾走访过“桑者闲闲”的汴绣，“百戏喧哗”的汴梁花灯和风筝，它们是开封曾有过的数千种民艺中的个案，和那个逝去的大宋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它们深藏于开封的长街短巷，绘成了“汴梁市井风情画”。
“丝情画意”属汴绣
史学家估计，北宋东京大约有一百三十六万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万八千人左右。
当时东京驻禁军十万余，再加上家眷，占了东京总户籍的将近一半。达官贵人也是东京的重要成员，他们城内外宅舍之多，“不欲遍记”。大量不事生产的消费人口的存在，使得城市充满极强的消费能力，“410余行”生意，都好活了。
当时已出现了专业刺绣者“百姓绣户”，最好玩的是，尼姑成为刺绣生力军，所谓“龙飞凤亦舞，绣巷皆师姑”。
当时的大相国寺是个巨大商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第二、三门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相国寺东门外有一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是个专业刺绣区，“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
为什么尼姑们会成为绣女？遍访开封当地人，不得而知。遥想当年东京城，大家伙儿的商业意识都发达，寺院的行者、头陀都成为取酬的“专业打更人”，尼姑们敲木鱼诵佛经之余，支个绣花绷子挣点碎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黑龙江大学的伊永文教授分析：“宋代女伎艺人大盛，除大量歌舞伎人外，还存在一个出卖生活技术的庞大的女伎队伍，有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厨娘、卖茶人、玩具艺人等。”
针线人即绣女，技艺之精，被称作“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蜂乱蝶狂”。功夫到家了，穷家小户的女儿可凭技艺赚钱，都市寺院的尼姑也纷纷学绣。当时有名的女道士曹希蕴为东京乾明寺尼姑作诗，说她们是：“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诗中那份慵懒的闺阁闲情，是一张绣床几缕丝线造就的。
东京城民间大量应用绣品，“锦绣之衣，结束不常，一时新装，曲尽其妙”。城内72家大酒楼和千家小酒店的招牌和幌子很多也是绣制的，市场需求巨大。除了民间应用，皇室和官僚以及军队也要消费大量刺绣，官办的“刺绣大学”——文绣院应运而生，这是宋代刺绣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
公元1105年，宋廷设了刺绣院，招了300个绣工，由各地名师云集授艺，300绣女十指翻动，千丝万缕皆成意趣。
宋徽宗时，又特设了绣画专科，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名绣工辈出，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刺绣，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宋绣画”。
今日开封，仍有上百家汴绣工厂，数千绣女，以刺绣历史名画为重要特色。开封御街上，所有经营汴绣的，无一例外，都有《清明上河图》全图或局部图，这已是汴绣的代表作，也是畅销商品。
“汴梁彩灯”照耀千年梦华
公元965年上元节（元宵节），大宋东京城某个胭脂绒线铺主管张胜，要破“夜不出门”的惯例，出门看灯。因为这一年，年丰米贱无边事，要放五天“长假”。
张胜一出家门，眼睛不够使了：坐车灯、兖球灯、日月灯、诗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诸般巧作灯、平江玉珊灯、罗帛灯、沙戏灯、像生鱼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
好像天上的星星翻转到地上，化作了万灯千盏，这是上元夜最夺目的风景。彩灯照耀下，还有无数吸引人的娱乐。
上元时的东京，整整五天，每个人都是穷日尽夜才回家中，没有空闲睡觉，相互招呼着整理一下“残妆”，便再出去游玩，因为邀请的客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整整五天，张胜哪儿都逛到了，独有端门这个老实人不敢去，因为在那儿，手拉手肩并肩“野合”寻欢，之后便道别分手的少男少女“少说也有五千来对儿”。这种“一夜情”，在整个古代城市上元历史上也是极为鲜见的，青年男女的大开大合、大喜大悲的故事，使得上元的狂欢更煽情，更具节日号召力了。
这就是宋代的上元，一次与社会道德不相一致的集体狂欢行为，所有让今天的我们惊讶不止的一切，在彩灯的照耀下，都发生了。
一千多年后，开封市理事厅街上，一处小小的灯坊里，一位1941年出生的老人，孤独而执著地复活了曾照耀东京的宋灯。老人名叫张金汉，他的灯坊叫做敬文斋，已有百年历史。
除了明角灯，老人复活了《东京梦华录》上记载的所有宋灯灯品。正店灯、脚店灯、折子灯等，张金汉一一在清明上河园内复原。此外，他还制作了园内客栈灯、马路灯、五连灯、九连灯以及所有气氛灯。“汴梁彩灯”就这样穿透历史照耀了千年梦华。
东京人竞享“追风的快乐”
宋代东京城以强大的文化活力，蓬勃的贸易经济，造就了强势的市民文化。东京人把风筝也玩出“职业化”来。
宋代风筝走向“职业化”道路，和当时重视过节有很大关系。仅以清明为例，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有生动的记载：
千骑万众，轻车飞盖，汇成一条洪流，市民们放起风筝，踢起气球。玩累了就罗列杯盘，畅饮饱餐。夕阳照射在树梢上，游人才踏上归家的路，户户有醉人，通往郊外的大路上满是遗簪坠珥，珠翠纵横。
北宋皇帝宋徽宗，“即位之初”曾在“罢朝余暇”放纸鸢为戏。他主政时期，由官方主持出版了《宣和风筝谱》。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象形风筝在扎制和装饰上都有很大发展。
正因为宋代风筝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明代画家仇英在临摹《清明上河图》时，自作主张地把六个东京小孩放风筝的内容加了进去，以至于后世以讹传讹。
宋代宫廷画院侍诏苏汉臣，曾画《百子图》，图上也生动描绘了宋时放风筝的场面：左上角是一片疏朗的竹子，一个最简单的瓦片风筝飘飘浮浮，风筝线的那端引来近十个男孩的强烈关注，神情生动极了。
当时宋代放风筝是作为一种体育健身运动。宋代李石著《续博物志》中写道：“春回放鸢，引线而上，令小儿张口仰视，可以泄内热。”
两宋时期，风筝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开封风筝经千年传承，至今不绝。
近现代的开封人，管风筝叫“毫”，他们常常在开封市小南门大袁坑沿、三官庙前、龙亭里放毫、斗毫。斗毫，是想办法用我的风筝把你的风筝线挂断，你的风筝栽下来，就算我赢。当两个风筝搅在一起时，双方会急收线、急撒线、再急顿线，把对方的线顿断，这种把戏叫“缴风筝”。
民间艺人制作的鹰、鹤、燕、蝶、蜻蜓、龙头蜈蚣，奇巧百出，工艺性是比较强的。具有浓烈黄土气息的一批大众化风筝，几百年来，也是一直飞翔在古城的上空，“马褂”、“大脚燕”、“七星”、“八卦”等，开封的大人小孩，差不多人人会扎制，半天的工夫连扎带绘，准能扎上一架。
民艺生存传续，与时代息息相关，也与地域特征息息相关。拥有深厚宋文化的开封，它的民艺才会如此这般地发生发展。反之，民艺的发生发展，同时丰满了开封宋文化的概念。孟宪明说：“宋文化是汴梁民艺的空气、水分和土壤，舍此，无法存活。”
宋文化更是开封的灵魂、中原的灵魂。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在名作《云上的日子》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走得太快，把灵魂落在后边了。”舍了弃了丢了包括民俗民艺的许多传统文化，一座城，也就魂飞魄散了。
（盛夏，《大河报·厚重河南》记者。）
多年前，因开封大相国寺的名声太大，曾陪着外地的朋友去过几次。每次去，都不由得皱眉。心说：怎么会这样呢？
是啊，门前是喧闹的街市，一街两行都是饭馆酒肆，有着各样卖小吃的摊点，还有那举着插满冰糖葫芦串的小贩，叫卖声唱唱呀呀……寺内时有花卉、灯会的展览，一片红红绿绿，摩肩接踵，百味杂陈，肉香熏天，分明俗到了极点！
这是一座寺院吗？佛门净地，是参禅悟道之处，怎得如此喧哗？
有很久了，我一直不明白：历史上有很多的名寺古刹，那大都矗立在名山之中，以山而得名，以远而生望，以静而飘仙，是世外静省沉思的地方。而偏偏这赫赫有名大相国寺，叫国人一代一代口口相传、历经千年的大相国寺，为什么会杂在了一片繁华闹市之中？且不说那一街两行的烟火气，且不说那市井的喧嚣，单说门前商贩的各样叫卖声，就俗得叫人足以掉头。佛家一向是讲究净的，如此嘈杂喧闹的一个所在，“净”由何生？
当然了，从唐代起，这里就是皇家的寺院，而后是北宋……一朝一代，几经湮灭兴衰。但在曾经的皇城之中，为着皇家的便利，离市井近一些，也是有缘由的。但是，明明是一个寺院，怎就没了佛门净地的“肃然”呢？
且慢，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岁月的更替，突然有一天，我像是明白了这个“俗”字，明白了这么一个寺院叫人千年不忘的道理。我问过自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大相国寺的？于是遍寻记忆，倏然发现，那最早的信号竟然来自已过世的姥姥口中！在记忆里，姥姥本是不识字的，眼也几尽失明。但在童年里，姥姥曾给我讲过许许多多的关于宋代的“瞎话”。在她的“瞎话”里，我知道了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再往上追溯，我发现它竟然是来自古时的话本和唱书，是一代代的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结果！后来，在我阅读的范围内，它又逐渐出现在《水浒传》等一些文学作品里，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之类……是啊，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古以来，开封大相国寺名气是口口相传的，它的名声本就来自于古时的唱书及话本……正因它杂在烟火气之中，正因了它的“俗”，才成就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大”，成就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独一无二。应该说，这大相国寺作为“名刹”也是矗立在“山”中的，但它是以百姓的日子为“山”，以众尘众生为“座”，这“俗心”里托出的是与民共生的“佛胆”。它与百姓的日子，与世相、色相，与世世代代那生生死死的故事是勾连在一起的。如果没了这贴着百姓日子的“俗”、没有了这“俗”到极点的民间世相为衬，何来口口相传？！
我突然又发现，这是佛家的“净”与世相的“乱”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地方，是“大肚能容”，是“笑口常开”。西天的（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佛”与“菩萨”就坐在人间的日子里，坐在一片喧闹的市井之中……有了这么一个地方，它就成了一种上苍对民间的体恤，对人生的安慰，一种连接着百姓日子的精神给予。这大相国寺就像是一朵开在凡世尘埃里的莲花，它的圣洁与纯粹正是人间的俗气映照出来的。
近日，听说开封正在为文化的建设进行大的谋划，有了更大、更开阔的思路。而有着千年大相国寺，有着龙亭，又是豫菜名吃发源地的开封……我想，还是不要灭了那“俗”吧？
（李佩甫，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
1952年，受法国里昂地区教会的邀请，柯布西耶在里昂郊区一个叫Eveux的地方，设计并建造了拉图雷特修道院。整个工程于1953年启动，1959年完工，最终建成的修道院包括了一座教堂、教士集会厅、图书馆、餐厅、厨房以及百余间修士居室。
拉图雷特修道院建于一处山坡，背面是大片的森林，正面是大片的草地以及远处连绵的山峦。在离拉图雷特不远处的山下，是原来的修道院，柯布西耶在设计时，就参考了这座传统修道院的平面与布局。此外，每逢若干年一次拉图雷特大修时，修士们也会临时居住在这里。
柯布西耶在拉图雷特又一次实践了他的新建筑五点。修道院的底部由混凝土承重柱列支撑，绿地沿着山坡穿过整个修道院，顶部铺着青草，窗户略挑出来。整个修道院的结构像缺了一边的正方形，而缺掉的那一边，是独立于修道院之外，仅在底层与修道院通过回廊相连的矩形教堂。
修道院的顶层是修士的居所。水平而连续的房间悬挑于墙面之外，配合柯布标志性的粗面混凝土，浑厚粗野之中带着一股矩阵般的神秘感。远远看去，这样一座建于斜坡之上，踩高跷一般完全由支柱撑起的巨大的堡垒一般的建筑，在冰冷地凝视远方，仿佛有意要将里面的人们与周围的天地隔绝开；又或者柯布西耶根本有意把它做成一个自成一格的冥想空间。
修道院的下面两层分别是图书馆、餐厅和教士集会厅。图书馆采用了柯布西耶设计马赛公寓时的手法：在一般的天花板高度基础上和上一层挑空相连。在室内埋头苦读许久的人，只需起身走到挑空部分，便可以感受到那份原本置身室外才有的豁然开朗。而餐厅和一个集会厅采用了一种间隔奇妙的玻璃墙。玻璃之间以不同的频率和密度排列咬合，或密或疏，同时附以色彩鲜艳的窗帘。山风徐来，便可瞥见窗外的蓝天绿地，是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陶醉。
修道院的底层是连接着教堂与修道院的回廊，光线透过具有模距规则的栅栏形式的玻璃射入，奇妙的几何光线让整个回廊看起来有一种树木林立的感觉，又充满了钢琴琴键般的韵律感。拉图雷特的布局概念，有点类似于倒金字塔般的迷宫，百余间的宿舍，两间集会厅，再到图书馆、餐厅，最后来到空旷的回廊。沿着回廊走到尽头，穿过一扇漆黑的小门，最终被神秘引向的，是与整座修道院若即若离的教堂。
在教堂矩形的混凝土空间里，管风琴位于西面的墙壁上，修道士座席位于管风琴的两侧，被邻近细长的矮窗所照亮。一条中轴线将教堂竖直地一分为二，主祭台位于中轴线之上，另一侧还有三个供个人祷告的神坛，神坛的天花板上有三个相对应的巨大采光洞。神坛的壁面分别被涂成红黄两色，采光洞的内侧被涂成了红、白、黑三色。与之前的厨房和集会厅相比，这里的色彩简朴率真，却又充满内在意象。柯布西耶曾经说：“有人认为教堂一定非纯白色不可。我却以为即使不是纯白色，只要该处有光线，亦同样能获致圆满的效果。”彩色的阳光与粗糙的混凝土相融，也许就是柯布西耶心目中对于神性的表达。
内部的鲜明灵动，与外部的傲然不群，这样一种强烈而又猝然的内外反差，就这么交织于迷宫一般的拉图雷特里。所以有人说，柯布西耶并不仅是为教会设计了这座修道院，同时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孤独与苦闷设计了这座修道院。
教会曾经向柯布西耶提了这样一个要求：“修道院需要的是简洁朴素而不需太多装饰的外表，没有任何多余的华丽存在，但也需要重视对于生命的表达。”如今看来，当初的这个要求，也可以作为对拉图雷特修道院最好的评价。
在基督教文化地域内，建筑思想的新变化通常是通过教堂的筑造来表达的，似乎上帝是建筑大师们的第一个观众，柯布西耶也不例外。他一生仅仅设计过两座宗教建筑，另一座就是被当作是他建筑理念宣言的朗香教堂。这两座姊妹建筑巧妙地用粗犷的清水混凝土调制出精微的宗教氛围，从而平息了许多争议。曾经有人评价杜甫：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 ；巧而能壮，乃如是也。偏爱混凝土的柯布西耶和他的拉图雷特修道院，一样也适用于这句话。
（施炜，80后摄影师。）
20世纪60年代， 纽约海岸兀然矗立起三座不拘一格的建筑。它们就是新奥尔良建筑大师阿尔伯特· 莱德纳为美国全国海员工会设计的独具匠心之作。这些建筑的正面布满了一个个舷窗，这在当时空洞的现代主义教条面前简直就是胆大妄为。然而在之后的20年里，全国海员工会相继把它们全部卖出。其中有两座位于第九大道和西十七大街的交叉口，一座变成了现在的海员宾馆，而另一座也许过不了多久也会落得同样的命运。
不过，位于第七大道和十二大街的第三座建筑奥图尔大楼（现属于圣文森医院），其命运尚且难卜。尽管建筑物正面被视为地标建筑，尽管保护组织Docomomo(国际现代建筑文献保护组织）多次呼吁，医院仍欲建起一座超高大楼取而代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称雄海洋世界，美国海员工会得以飞速发展。 工会于是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要为会员们建造职业介绍所，建造住宅，建造培训中心。工会为此聘请了莱德纳先生，而莱德纳当时走出杜兰大学还没有几个年头。
1958年，当时的纽约港仍然能够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海员工会于是宣布在十二大街和十三大街之间的第七大道这一段，由莱德纳先生设计建造一个新的总部。奥图尔总部大楼落成于1964年。这个六层建筑结构支撑于两个玻璃砌块圆柱体（内部为职业介绍所），顶部墙体做成齿状悬挑结构，具有观孔的象征性。
两年后，工会在西十七大街346号建起了一个附属建筑物。这是莱德纳最令人兴奋的作品：十一层的建筑点缀着一百多个舷窗式观孔，自地基而上楼体逐步倾斜达二十英尺。竣工后，只见正面的白色瓷砖墙体从周围的低层房屋建筑中冲天而起，就像暴风雨中掀起的狂澜居高临下，傲视船首一般。
几年后，莱德纳先生又为附属建筑物设计了一个侧翼，侧翼在第九大道东边从西十七大街一直伸展到十六大街。侧翼也同样设计有舷窗，但整个侧翼形似一个竖立起的厚厚的比萨盒子，绝对地方方正正。
即使是在较宽容的60年代，不合正统的三建筑所内含的幽默也大大地触犯了当时极为正经的现代主义。对于那些现代主义的建筑精英来说，为乌七八糟的海员设计的职业介绍所不比迪斯尼安静到哪儿去。
然而，正当海员工会行将完成庞大的建筑计划时，纽约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或者说至少在工人们看来便是如此。1973年，工会将第七大道的大楼出售给了街道斜对面的圣文森医院，随后医院将其易名为奥图尔大楼。截至1987年，位于西十七大街和第九大道的两处建筑基本上空置不用了，而由收容院把它们拿来帮助离家出走的青少年。
现在，圣文森医院已宣布出售十一大街到十二大街之间、第七大道东侧的综合建筑。医院希望用这笔钱建造一所可能高达二十一层的新医院来替代目前的奥图尔大楼。
但是奥图尔大楼已被列入格林威治村历史保留区。要使上述计划得以实施，纽约市地标建筑保存委员会必须做出表示，即在委员会原地标报告中受到好评的奥图尔大楼并非不可处理。
诚然， 它是缺少西十七大街建筑结构那般的明晰， 但是另一方面， 它却保持得几近完好无损。 为此， Docomomo 成员曾在网页上就莱德纳建筑还帖发了一则简介。
在西十七大街和第九大道的结合部， 莱德纳先生留下的馈赠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早在几年前， 比萨盒式建筑已被改为海员宾馆。 如今， 虽然宾馆正面装扮得很漂亮， 但原本凸显矩形建筑风格的空阔广场与宾馆之间却增建了有碍美观的零售空间。
在20世纪90年代，附属建筑物的斜坡结构遭受了一次毫无品位的改造， 这次改造几乎使原本热闹的海上韵味丧失殆尽： 斜坡与人行道之间引人注目的交叉处几乎都被假冒店面所占据。
这一建筑结构目前的拥有者是 西十七大街346号公司， 而该公司已经提出计划， 希望将其改作宾馆。 公司的一位主管爱朗· 诺恩伯格曾经说过他的小组正在调查研究可选方案。即便这些拥有者有所行动，他们也很可能认为这个城市还不够大到需要两个观孔风格的宾馆，从而会继续他们的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改建工作。
今年9月， 阿尔伯特· 莱德纳前来纽约参加一个就其个人作品的Docomomo 研讨会。 他对西十七大街建筑的假冒店面感到十分吃惊， 不过， 广场上海员宾馆的扩建他倒还认为算是合理之举。
然而他的确深切地爱着奥图尔大楼——他在此地的第一部作品。后来，他还写信给Docomomo， 建议纽约市将此建筑从圣文森医院买下，作为“格林威治村历史博物馆”。
“这也只不过是乱碰下运气罢了。 ”他后来说， “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会真的如愿以偿， 但我想既然你播下了种子， 也许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生根发芽。”
无论如何， 他说， 即便奥图尔大楼拆除了，而其他两处建筑能留存下来， “丢一存二， 这也不错嘛”。
（Christopher Gray，《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周洪安、院志英翻译。）
抗战是一个必须小心翼翼来写的题材。抗战之所以难写，在于战争的极端残酷，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好作家怕写抗战，张爱玲就没有正面描写抗战，连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对抗战这个题目碰也不敢碰。《围城》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但《围城》中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没有提到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抗战的话题实在太沉重，许多人不敢去碰。我以为这是对的，至少说明钱钟书对一个严肃的话题心存敬畏。既然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既然我们还没有勇气面对历史，那么还是暂且不谈的为好。
但是李安胆大，拍了抗战中的乱世佳人，而且拍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易先生和红粉杀手王佳芝的男欢女爱。于是，甚至被人批评为中年危机，必须通过拍三级片来找平衡。事实上，对于历史只要在思考就好，思考比重复既定回答更为重要。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是这样说的：“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危害的总和。”
海风吹水都成泪
我们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我们的苦难太多，有那么多的死难同胞，生者也生活在禁锢和屈辱之中。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的女性还缠着小脚，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缠上小脚，我们还美其名曰“三寸金莲”——这样的民族，其思想难道会不被禁锢？
有苦说不出也是一种屈辱。我们是一个失语的群体。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民族，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歌谣：俄罗斯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捷克有米兰·昆德拉的《难以承受生命之轻》、波兰有肖邦的钢琴曲……我们有这样伟大的作品吗？叙述苦难的过程，也是心理恢复的过程。爱国的方式不能被垄断，高唱赞歌是爱国，悲歌一曲也是爱国。
李安努力讲述一个悲情故事。女主人公本是一个淑女，玉色温温，静始闻香。然而远在英国的父亲另结新欢，自己寄人篱下，在舅母家里蓬头垢面，于她而言，家愁多于国恨。不过她的悲剧虽不始于战争，却因战争而加剧，再见到邝裕民的时候，她已经是万念俱灰，却又被她曾经暗恋过的同学送上了死路。
李安很会借助气氛讲述故事。他营造了两种气氛：一是杀气，再就是温情。影片一开始就充满杀气：背着长枪的士兵和挂着短枪的大汉充斥整个画面。杀气是张爱玲小说中原有的。按李安的说法，《色·戒》的“杀气是很重要的……我们进去以后，从地狱走一趟再出来，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人还是有感情的”。
《色·戒》的温情有时很抒情。小说和电影的结尾都有抒情的一面。小说中三轮车的“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小说的意思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真的是一种诗意，重新转换为文字就是“青山隐隐孤舟微，白鹤双飞忽相见”。王佳芝有理由高兴啊，因为她放生了，留了易先生一条活路。她做了一次强者，易先生的生死，在她的掌控之中。王佳芝大多是受人摆布，这次她做了一次顽强的选择，她真爱了一次。真爱是对命运的抗争，即使爱错了一个人，那也是抗争。
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
李安自称《色·戒》是部年代剧（period piece），片中有很多画面是历史的剪影。比如，后撤的大学生与开赴前线的部队交臂而过。开赴前线的士兵头戴德国式的钢盔，身穿鲜亮的军服，威武雄壮，军歌嘹亮。李安有国军情结。李安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学校长，当时在国民党中应该算是相当级别的中层干部。
学生和士兵的士气都很高昂，但并不悲壮，反倒是洋溢着许多节日气氛。他们有理由高兴，他们为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激励。抗战伊始，持久阶段的艰苦考验还没有到来；同时，普通军民也暂时摆脱了统治者禁锢他们的桎梏，为了调动民众抵抗入侵者，统治者暂时放宽了对民众的控制。
《色·戒》是个历史情仇故事，有强烈的怀旧气氛。今天的上海已经放大了许多倍，其标志性建筑是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从金茂大厦上往下看，白渡桥小得像玩具。但此桥是上海曾经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有民国情结者的怀旧坐标。白渡桥李安拍得很认真，桥上的人物、车辆熙熙攘攘，都是民国格调，非常逼真。看得出来，《色·戒》拍得不惜工本。
影片的许多人物、道具、台词，也只有中国人才看得出来。易先生的办公室内有“平等、博爱”等口号，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色·戒》中的保镖和特工干部，大多身着中山装，看后让人感觉，主义和口号、符号和标志是多么的苍白，随时可以被人利用。
“每一个哨兵都有可能叛变”
《色·戒》主题是因爱而放了汉奸，所以影片有争议。其实杀了一个易先生，又有何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有一句名言：“我不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赴死，因为我有可能信错了。”
何况，李安并没有美化易先生。李安只是说，易先生对美人有些动心。美人曲意逢迎，不由他不动心。如果易先生不动心，那倒真的是有点在美化他了。那么我们要为什么紧张呢？
格拉厄姆·格林说：“重兵围困的危城之内，每一个哨兵都有可能叛变。”故事结尾时，大学生落入敌手，重刑之下，大多开口——“口供都对上了”。临死之前，除了王佳芝和邝裕民没有哭，另外几个大学生“杀手”已经崩溃，痛苦流涕。
在此之前，邝裕民要杀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但自己发表豪言壮语脱口说出的却是汪精卫的诗句：“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头。”在声讨别人是汉奸的时候，我们恰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背叛？或许并不是背叛民族，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背叛。
男女之间的背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主义之说我们也经常变化，但对自己孩子不好，那是最大的背叛——动物尚且不伤害自己的后代。我们逼着孩子死记硬背，学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的孩子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解救他们，还没事偷着乐。难道没有偷着乐吗？做父母的不是开着国内组装的外国品牌汽车，叼着烟，喝着酒，有的还要讲黄段子，以示自己是个大老爷们儿，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
“如果麻烦在所难免，就让我有麻烦好了。让我的孩子有安宁。”这是美国先哲托马斯·培恩的一句名言。“让我的孩子有安宁。”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恐怕没有。凡遇到困难，我们总是要击鼓传花，将问题往后传，传给我们的子孙，传给我们的后代，还要美其名曰“慢慢来”。可我们破坏子孙的生存环境的时候——也可以说掠夺我们子孙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可是一点也不慢！这难道不是一种背叛？
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色·戒》再有争议，也应该算是一部成功的影片。那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产生那么多的联想，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看出许多不同的意思，唏嘘不已，都希望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慨。于我，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是很好的释义：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人世间可以是很黑暗的，需要光亮，需要温暖。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那也是伟大的力量，远比轰轰烈烈的伟业更加具有生命力。
（朱伟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延安在哪里？
——为什么建业要组织第一梯队经理人到濮阳县西辛庄进行参观学习？老胡将河南的乡镇比作延安回答《大河报·大河财富》记者的提问。知道了延安在哪里，当年的红军才有信心最快到达；知道了乡镇的真实状况，知道了乡镇人民的真实要求，建业人就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战略征程。
我们只选择了马拉松！
——老胡面对着媒体期待的眼光这样说。当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将目光聚焦在上市、并购、地王等与财富标签有关的轰动事件时，众多企业的欲望也随着这股热浪涨潮。建业人选择了马拉松，在42.195公里的跑道上匀速前进，也许注定了不是跑得最快的，不是跳得最高的，但无疑我们能走向一个很远的目标。
战略性进入。
——11月19日，在郑开森林半岛项目奠基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集团执行总裁闵闵如是评价说。作为省域化发展战略布局较晚的一站，进军开封的历程充分显示了建业人“慎始善终”的行事方式。积极参与开封水系工程建设、汴西新区开发建设；致力于促进开封城市形象的提升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建业自觉将自身的发展融入“中原崛起”的大势中，这也使得开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是集团的战略重地。
过得更像一家人！
——补充保险、生日祝福、团队活动专项费用……新的员工关怀管理细则温馨出台，其中对员工生活细节更加细致地关怀给大家带来了浓浓的暖意。中心大聚会、营销经理联谊会、兴趣小组……随之而来的，在工作关系之外，同事们的横向联系形式正在日益丰富。
没想到你们的“脱口秀”办了这么长时间！
——在参加最新一期人力资源中心企业文化部组织的“脱口秀”活动时，投资发展中心的徐东旭如是感叹。自选主题演讲、自由发问讨论，两年多来，准时在每周五上午举办的“脱口秀”活动已成为员工历练口才交流知识的思想沙龙。从内秀走向雄辩，从专业走向博学，定位清晰的“脱口秀”将伴随员工走向更远。
平稳的心态，良好的团队氛围。
——赛季结束，同内刊编辑们交流时,建业队队长陆峰揭秘“专治各种不服”的内部动力。不畏强队、坚忍自强，本赛季建业队把河南人的这种“倔”劲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决，意志力和团队的凝聚力已经成为左右比分的关键，就连前后执教过许多球队的裴恩才教练都对建业球员的战术执行力赞不绝口。
大喊大叫的多，叶公好龙的多，搞花架子的多，耍花腔的多，都在为自己炒作。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得感谢老胡：一个房地产企业无私地替河南支撑着一支足球队，经年累月地赔本赚吆喝。
——“男篮出走山西，女乒远嫁河北”，提起河南的体育环境，集团品牌管理部关健的观点尖刻但客观。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契机，来审视一下自己对于家乡球队的感情：它不仅是一个顺风顺水时万众参与的狂欢派对；它更是一个孩子，需要很多人的诚挚关注、同抗风雨、共享成长；拔苗助长、捧杀、棒杀，对它来说是不公平的。
足球如人生，没有对错，只有态度。
——集团产品管理中心的王中仁对足球的评价颇有哲思的意味。对待足球我们有种种的态度：有人视足球不过是一场赌博，结局和积分是最重要的；也有人爱足球就像追求生命中其他珍爱的东西，饱含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态度，用最近流行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名言来描述非常恰当，那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榜样·领袖
11月15日，在《经济视点报》举办的“100名开发商眼中的地产领袖”评选活动中，通过河南112位开发商代表实名投票，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董事长胡葆森、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以及建业·森林半岛郑州项目均以绝对高票分列“榜样人物排行榜”、“榜样企业排行榜”、“榜样楼盘排行榜”第一名。15年坚持耕耘一个市场，专注于产品和服务同时，建业也收获了同业的巨大认同和尊重。
奠基“郑开”，重任之始
11月19日，在郑开大道开通一周年之际，由开封建业大宏公司开发的郑开森林半岛项目成功奠基。作为开封汴西新区临郑开大道的第一个城市综合体项目，郑开森林半岛已成为“中原崛起，郑汴融城”背景下的一个耀眼符号。而对积极参与古都中兴、郑汴一体产业实践的建业来说，郑开森林半岛也将是一系列努力的发端。
中超元年，感谢球迷
与来访的天津队握手言和后，11月14日，建业队的首个中超赛季顺利结束。赛后，建业将士扯起“中超元年，感谢球迷”的横幅绕场感谢球迷，一时欢声雷动，令人感慨万千。中超元年，虽遇坎坷但最终坚守成功，同球迷的痴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是跑马拉松的”，建业队在中超的稳步成熟历程，更需要球迷的持续理解和一路陪伴。
Let’s shine
来次闪耀吧！一句成功的广告词，道尽大众潜在心底的舞台梦想和闪耀欲望。在“闪亮之星”建业员工才艺PK大赛决赛阶段MV拍摄过程中，来自财务管理中心的“3 Shine”舞蹈组合在拍摄定格镜头时笑靥如花。11月20日，32位进入决赛的选手MV全部上传至集团公共信息平台，这一天，我们见到了如此之多的灿烂笑脸；这一天，建业的全民狂欢再次升级。
建业“小马哥”
“歌比周杰伦、舞超郭富城”，如果以内容风格来划分的话，戏仿搞笑是本次员工才艺PK大赛MV的一大主流类型。如：营销管理中心MV“恶搞”老胡；客户管理中心的MV干脆拍成情景剧。当然，最为“拉风”的当属这位来自焦作公司的“海陆空三栖明星”贺赞屹，手纸做围巾，风衣蛤蟆镜，一时风头无两。
榜单“暗战”
员工才艺PK大赛32 强选手MV上传后，围绕争取大众选票，选手及其亲友团展开了激烈的拉票大战。或亲自上阵轮流到各个中心督选；或发送短信温情提示，苦情牌、老乡情，合纵连横，热闹至极。而广大“选民”员工也在欣然观赏MV的同时，再次体验了“超女”时代的狂热。
中国新人文纪录片以历史感悟未来
渴求复兴，企盼强国，是中国人久远的梦想。《复兴之路》按历史线索，六集分别以“千年局变”、“峥嵘岁月”、“中国新生”、“伟大转折”、“世纪跨越”、“继往开来”为主题线索，选取各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作历史重现，讲述了1840年至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屈辱、奋争和复兴的历史，全景式追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求的历程。《复兴之路》是央视第一部直接、全面、系统梳理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系列节目。
以历史呈现当下，以历史感悟未来。复兴是20世纪中国的鲜明主题，也是21世纪企盼实现的蓝图。有人将《复兴之路》、《大国崛起》这一类纪录片称为新人文纪录片。
今天以纪录片名义重新“复活”的主要还是新人文纪录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大”：大选题，大手笔，大投入，大制作。经济发展，文化反思，人才保障，是这两年“大片崛起”三大主因。当下，中国纪录片在主题挖掘上有回归主流的趋势。
（信息来源：BBC）
理性看待中国环境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这一点不能忽略。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全世界相当部分的环境负担，而且环境政策相对宽松，才吸引众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此外还存在所谓“碳连锁”问题。比方说，日本为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环境税，迫使一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中国等限制比较宽松的国家。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以国家为单位制定限制措施，应当在整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制定一套合理的减排制度。不能把负担完全抛给中国，而是应该将此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通盘考虑。
文章呼吁确立包括日本、中国及韩国在内的“东亚环境共同体”这种全球化视角，跳出20世纪旧有的思维模式。要想保证作为共同资源的环境、水、能源和食品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建立共同的管理体系。
（信息来源：《读卖新闻》）
格林斯潘首次承认美国楼市存在泡沫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近期首次承认美国住宅市场存在泡沫。他称房价跌幅之大将超出多数人的预期。美联储的继任者们必须格外小心，确保降息幅度不要过大，因为目前通胀抬头的风险更大。
这位美联储前主席还称，从全国水平看，房价可能已经较最高水平下跌了2%至3%左右。他警告说，很难预测最终跌幅会有多大。当前的金融市场动荡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次级房贷的违约案件加速引发了更广泛的风险重新评估。美国经济的弹性有助于处理金融危机的连锁效应，但楼市的负财富效应将比金融危机更难处理，因为金融危机并没有直接冲击到消费者。
（信息来源：《金融时报》）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制
在和平时期定义一个世界“超级力量”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的大学数量和名气。美国目前还是全球高等教育的“超级力量”，但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录取率从1999年的10%猛增到2006年的21%。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迅速扩张。
本科教育只是一方面，1996年中国只有5000人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这一数字只相当于英国、日本或印度的一半。但现在中国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2006年，这一数字是3.4万人。按照目前的录取比例，仅仅三四年后，这一数字就将达到5万人，超过目前最多的美国。中国的教育投入在1998年只占GDP的1%，而这一比例在2007年有望达到4%。
在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英国在前10名中占据了4个位置。中国在前100名排行榜上拥有5所大学。全亚洲在前100名中有13所大学。
（信息来源：BBC）
谷歌风格
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大厅里一台超大的液晶电视上不时闪过新近的搜索词汇，左侧是谷歌的食堂，被称为“环球美食村”。菜式每天都变化，中餐西餐都有，菜名五花八门，有巴罗洛干番茄烩饭，意式干酪玉米糊，牛奶烩牛柳核桃卷，日式煎秋刀鱼，美味寿司，肉夹馍，羊肉泡馍，奶油苹果胡萝卜汤……公司的员工甚至可以带着自己的亲友免费前来大快朵颐。
二楼的健身房里不时地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是几个女员工在玩桌上足球，据称这是午饭晚餐后最重要的消遣之一。谷歌的健身区和休息区都在二楼，这里的唱歌、健身、按摩、洗澡等服务一应俱全。在里面住上几个月也没什么问题。在谷歌的全球总部，已经有员工开过这样的先例。
三楼以上是工作区，双液晶显示器是程序员的标配，谷歌人都很有创意地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放只帐篷，挂俩气球，吊个秋千，养些宠物，在办公室里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种与总部风格接轨的风格被称为 Google Style（谷歌风格）。
（信息来源：《经理人》）
世界尽头——基里巴斯
由于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3：世界尽头》的上映，迪斯尼公司产生了寻找真实世界中“世界尽头”的想法，于是委托一个由地图绘制者和探险家组成的研究小组着手调查。探险小组组长汤姆·艾弗里说：“我们去了世界的最底端和最顶端，最终认为基里巴斯是世界的尽头。这里地理位置偏远，天气变化无常，火山和地震时有发生，巨大的海浪让航海员望而却步。”
基里巴斯由33个环形珊瑚礁组成，陆地面积81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不到9万。由于土壤贫瘠，自然资源缺乏，岛上居民一直靠出口干椰肉和鱼肉为生。基里巴斯是地球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唯一地跨南北半球和东西半球的国家。英国制图学家协会把基里巴斯描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偏远地方。”
（信息来源：《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