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让大家都去追求幸福，你去保护这个自由，如果受到妨碍，你去排除；如果受到侵犯，你去对那些侵犯的人进行惩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认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把达成幸福指数的高预期都放在政府身上，本身就是致乱之源。政府承担不了为公民提供幸福的责任，但必须承担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之子、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徐小岩中将认为今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应该做到，加入了共产党，走了这条路，本身就是连生命都可以奉献，视金钱如粪土，申报财产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吗？
我还欠着一个“账”，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
——中国政府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但这一目标迄今尚未实现。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参加全国人大江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这么向江西赣州的小学老师、全国人大代表刘艳琼作出承诺。
哪怕我说错了，或者说得不够客观，我也会去说。因为我是人民代表。我代表的是百姓。对，或错，都是百姓的一种声音，都需要传递。如果，我认准我是对的，我就会坚持下去。
——有“炮王”、“社会良心”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自嘲“经常‘捞过界’，得罪人”。他连续五年在全国两会都是新闻焦点、媒体红人，近期他在首都大饭店召开个人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庞大的记者阵容。
卫星要上天，马桶也要不漏水。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表示，造导弹飞船当然很重要，但科技也要更好地服务百姓生活。大的战略高新技术投入多，生产型生活型科研投入不够重视。
个税起征点提高传递积极信号。
——3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认为有必要修改个人所得税方法,提高工资薪金减除费用标准。此举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种种技术性的层面背后,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和趋势正日渐清晰,那就是加强税收调节作用,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调节贫富差距,而不是增加税收收入。当这些原则得到坚持,我国的个税改革一定能真正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返利于民,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认为孩子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认定，这纯粹是自恋。忘了你自己吧。
——当“虎妈”蔡美儿引发的跨国界教育论战还余波未平，3月底《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专栏作家艾伦·保罗的文章，在文中他以一个父亲的视角讨论了“虎妈”的教育观点。“叫我熊猫爸爸吧。我很高兴去做个和孩子搂搂抱抱的父亲，而且还不怕露出爪子来。”保罗所描绘的并不是蔡美儿笔下那个井然有序的家，但孩子们在不断地学习如何自主安排家庭作业、游戏时间和其他生活。这么做会让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真正的自豪，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成就感，而不是去证明他们的父母有多么成功。
增信心、明方向、找差距、理思路。
——“两会”归来，梳理9年来参政议政的经历，老胡把它形容为“学习、充电后再出发的过程”。
精英意识倾向
著名评论家鄢烈山曾经做过一个重要演讲——《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演讲中，他梳理了自鸦片战争160多年以来特别是60多年来的文化思潮，其中一个重要侧面就是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消长。中国文化传统向来是强调精英主义的。儒家强调精英的作用，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直到近代，孙中山仍强调“先知先觉”者的作用，西方的启蒙运动也是如此，重视先知者，重视精英的作用。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50后一代而言，虽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号称是普通民众对知识精英的反动，但这似乎仍然无损他们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情结。
这种情结的形成源自“兼济天下”式中国传统思想的强大遗传，源自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鼓舞，当然也部分源自“文革”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拨乱反正。50后们经历“文革”后的百废待兴，也全程经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全过程。在这个历程中，稀缺的高等教育机会造就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 “天之骄子”的心态；而史无前例、摸索前进的发展历程也将个人的因素放到了最大，在很多领域，他们的一小步可能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一大步。
客观分析50后的精英意识，首先必须承认，精英意识促使了许多50后具备了非同一般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但也不能否认，即使社会需要精英，精英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在目前的公共领域中，我们也并不鲜见在精英主义作用下，总有少数人自以为可以替别人做主，把公众当阿斗。认为只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才有理性，才能科学地做出决策，才代表了普罗大众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情况下，精英意识就失去了本身的积极意义，成为中国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文艺情结
当阿姨翻唱版的《因为爱情》风靡网络，连原唱王菲都称“给力”的时候，我们恰好获得了一个契机来追溯50后的前辈们浓厚的文艺情结和他们曾有的文艺天赋。的确，当50后开始逐步变为爷爷奶奶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给他们加上慈祥和庄严的标签，并开始遗忘他们曾经的歌舞青春和萌动不息的文学追求。
虽然来得单纯且略显集体无意识，但50后们面临的是一个集体活动颇多，文艺特长大有舞台的时代。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忆苦思甜集会，还是“文革”中的大串联，红歌、忠字舞成为多数年轻人张口即来、伸手即有的全民技能。在这种类似狂欢节的氛围中长大，50后们大多对文艺活动具有特别的情感，只是岁月荏苒往往尘封了他们表现的冲动。
谈及50后们的文化情结，恐怕绕不过“文革”这一巨大伤痕。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性影响，学界甚至认为这段时间造成了文化的断层。但
我们认为所谓“断层”需要从多个层面理解。对于文化研究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的连接上，这种说法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虽不可否认“文革”对青少年的成长和生产技能的学习冲击巨大，但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在民间的接续如地下野火般不断蔓延，从未断裂。在“伤痕文学”的经典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即使在上山下乡被剥夺了正规教育的时段，50后们也并未放弃对知识的探求。我们看到他们夜行几十里到另一个知青点只为借本小说；许多人为了更好地品味经典，不惜用手抄下厚厚的文学作品；有更多的人在此期间养成了贯穿始终的主动学习、酷爱文化的习惯。
可以说，在“文革”浩劫之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可谓是这种地火燎原的一种表现。在这股文化热潮里，国人痛定思痛,对社会惨剧心有余悸,对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始作深层思考,并企望借此刷新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更变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于整个民族的进步都有巨大贡献。
家国情怀
《礼记·大学》著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齐治平之道几乎完整阐述了几千年来能人志士们的人生事业进阶路径，即使经历天翻地覆的解放战争和风雨如晦的“文革”，这种传统思想仍未被削弱，它反而和“解放全人类”式的夸张激情及集体主义融合起来，更深地影响了50后。
追溯往昔可以想象，50后的前辈们在少年时期，当他们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们高举自己的小手高喊：“为了共产主义，我们时刻准备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真诚地认同，在他们的一生中，如果国家和人民需要的话，他们是随时会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这一思想特点毋庸置疑。
五十年代人的理想主义主要就体现在他们着眼于宏观大局的思考维度和对于祖国、民族命运的诚挚关切。某些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这种情怀，才能真正懂得他们的话语体系和人生观。比如，他们让年轻人很难认同的政治情结。具体到企业层面，虽然与西方清教徒式的慈善观不同，许多优秀企业家也往往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热心于慈善事业，也可谓这种情怀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以上文字执笔：白许晨）
忧患意识
因为生于50年代，所以他们赶上了上世纪最具历史变革意义的那几十年。
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内退下岗……“50后”们的人生，命运注定要与那个跌宕嬗变的时代捆绑在一起。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思潮与旧观念交替的先导，然而多数人在社会转型的夹缝中又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他们错过了思想解放的最好年纪。
自他们以后，再不会有哪个时代能让人如此懂得“生于忧患”的意义。
当童年伴随着自然灾害的阴霾，物质的极度匮乏迫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对于温饱的紧张和担忧完全是环境赋予的生存本能。直到今天，他们依然节俭，并视这种对于生活的忧患意识为身心自由的保障，比如把盒饭吃得一粒不剩的，为省一元钱多走几站路的，十有八九就是生于50年代。成长于知识浩劫的时代，他们似乎是雕琢未完的半成品，一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积极投身“上山下乡”，少时对农村改造的热忱终化作回城梦碎的空恨。他们逐渐意识到，高考恢复后“百里挑一”能金榜题名的机会，与入伍政审时根正苗红的出身一样，可望不可及。面对被埋葬的青春，当他们为人父母，这种忧患意识便得以延伸并不断加码。他们费尽心思几乎“填鸭”式培育子女，倾尽积蓄供他们上重点学校，视“考取功名”为立足于世的必经之路……亲历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动荡，品尝过失落与缺憾的悲怆，生于50年代的忧患意识，使他们更善于以史为鉴。
“50后”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改写命运，固守是因为不适应，极端是因为怕埋没，盲目是因为不自信，苛刻是因为怕淘汰……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更坚定梦想、崇尚自由并拥有信仰。
忧患意识，是源于一代人对生活从未割舍的期待，那是种时代徽记，沉重却珍贵。
革命理想主义
共和国历史中的艰难和激情重合了他们年少时的青葱岁月，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星火激荡了他们热血情怀，源自一个红色年代的锤炼，让50年代人显得更加执著坚忍，并不时地散发出浓郁的理想主义气息。
生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峥嵘岁月，他们有革命理想，有社会正义感，生活作风严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相较当今年轻人对于自我生活的关注，他们更具有“主人公”意识，带着那个年代赋予的政治激情。他们接受的是统一而纯粹的红色教育，尽管缺失了现代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但却培养出了一代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善于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借助回顾历史来找寻自己的位置。
一切理想都是美好，或者是必要的，但当其成为主义，或许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所以，属于50年代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理想而略带偏执。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执著于这种红色信仰，一些成功的“50后”企业家群体，大多对毛泽东的战术思想有很深的研究，并且运用于企业战略与团队管理。比如史玉柱对于党史的痴迷，他曾戏称自己企业的现行组织形式和解放前四类军事武装相似，又如任正非的军旅情结，以一身不修边幅颇为老土的革命同志打扮，沿用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集体行动来打造“华为”这个
新锐的现代高科技企业。有预测是时新一代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将昭示着五十年代人改变中国和世界，他们身上流淌着革命激情年代所赋予的无畏精神和红色情感，而今时代，也许正亟待用理想改变。
负重生活
凡是“50后”父母，一般家里都有“80后”儿女。当最叛逆前卫的一代遭遇来自50年代的保守老派，在小辈们眼中，他们皆是“不花钱不会赚钱，不享受不懂得生活”。
比如无法苟同的消费观，比如他们生活中依旧高居不下的恩格尔系数。父母那代人持家的成本永远是你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不会在意今天食用油涨了几角，不关注面粉多少钱一袋，更不肯排几个小时的队抢购超市促销的鸡蛋。在年轻人看来，那些锱铢必较的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创造更大价值。吃饭，你愿意花钱买优美的用餐环境和高品质的服务，而他们在乎的是分量大小够不够物美价廉；出行，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飞机的快捷与舒适，而在他们看来既然路程一样，那么挤火车坐硬座怎么到达过程不重要；休闲，当他们决定度假时，你欣喜地以为父母终于解放思想准备好好享受生活，然而他们却兴高采烈地参加了看起来最划算的旅行团，见到景区大门或是有字的地方就忙不迭地拍照，最后在导游的撺掇下花大价钱买了号称“延年益寿”的特产回家；穿戴，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审美，无论街上刮着什么“流行风”他们都漠不关心，你忍受他们灰暗老旧的衣着和万年不改的发型，正如他们不断自我安慰着孩子们的打扮是时尚而不是伤风败俗……
传统的他们笃信“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于是毕生专注于存折上的数字，前半辈子给自己攒房子，后半辈子开始给孩子攒房子。或许自觉自己这代人的青春被斩断荒废，抑或认为在这个崭新的时代还不够有存在感，所以他们害怕退休害怕退位害怕被取代，拒绝安逸拒绝享乐拒绝闲下来。偶然发现一向要强的他们真的不经老了，浴室抽屉里藏掖着“一梳黑”、床头名目繁多的维生素片卵磷脂，只是依旧倔强，在各种保险和直销面前耳根软，听闻防辐射谣传抢盐“当仁不让”。
（以上文字执笔：黎苏蒂）
溶于血液的节俭
很多人对50后在有关生活方面的评价都是没有生活情趣，不懂得浪漫。这样的评价绝不是偶然，也必定和他们成长中艰辛的少年和童年密不可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家的每月的粮食都是固定的，绝大多数家庭妇女都要每天计算家中几口人的口粮，不然，到了月底肯定饿肚子，所以只有每天每顿都节余一点，这样才能保证家中的粮食吃到月末。那时，大家都不富裕，街上随处可见穿补丁衣裤的人，并没有人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50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自然也就形成了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生活习惯。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后来有着非常丰厚的物质条件，还是会在吃饭时不剩一粒米，还是会在没有急事的情况下出行时选择公交。70年代中后期，不少人家中添置了的缝纫机。补衣裤的需要少了，自己做衣裤的多了，这么做还是为了节省。如今，节省的习惯更多地用在了随手关灯，不愿随便丢弃物品、食物，一分钱老想掰成两半用，等等。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而是节省很多时候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他们已经把这样的生活当成了身心自由的保障。可以说50后更注重生活本身的真实，而对情调与浪漫并不那么看重。50年代生人，是传统又反传统的一代。在他们已经懂事的年纪，就亲历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动荡。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更热爱自由、崇尚平等与宽容。为了自由，许多人宁愿把物质需求压至最低。
（以上文字执笔：何佳颖）
改革精神与保守主义
我们必须承认，有时，人们的内心是脆弱的，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不同的人也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1981年，党内对“文化大革命”定性：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那些在毛泽东的思想怀抱中成长起来、并笃信毛泽东思想的一代人，此刻的心情一定萧瑟难平。他们对于曾经确信的东西，态度开始变得谨慎和怀疑。而过分的谨慎和怀疑，是滋生保守主义的温床。他们开始怀疑改革，对自己所拥有的不愿意轻易放弃，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飘摇不定，最终变得被动。
而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也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份宣言书给了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以鼓舞，虽然也有在反省的狂热迷失，但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中挣脱思想束缚，走向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这种浴火重生的经历，让这些人更加珍惜当前和拥有，也对时代的赐予和改革的成果心存感恩。他们对于构建一个新的未来世界充满了探索精神与渴望，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其中。
亦是亦非教育观念
50后的前辈多数起早贪黑、奋发图强，直到功成名就。身为父母，他们是超级严厉的长辈和省吃俭用的节俭狂。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挣的每一分钱，多半为了投资给孩子们的教育，期待他们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50后的前辈认为成就的获得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他们对孩子教育的严格，我们必须承认，对孩子的成长大有裨益——让一个六岁的孩子做决定，无疑意味着放弃，因为人类的天性是懒惰。父母的严格要求和高标准，对于塑造孩子专注、坚持的品质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一门精通的武艺，长大了的孩子会问父母：“当初你为什么不要求我继续下去呢？”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是要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穿越，才能迎来收获的喜悦。
然而，他们决不能认同这样的理念——孩子是借给我们的，而且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对他们而言，孩子是实现自己梦想、为自己获得荣耀并老有所依的那个人——孩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受自己支配和左右。他们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非但没有对孩子带来的欢乐而感恩，而是将爱和给予变成孩子的负担。过于严格而忽视个体的差异，对于50后的前辈来说，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失去孩子的友谊。
（以上文字执笔：宋晓鸣）
世界商界
雅皮士——理查德·布兰森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他用自己的行为证明着50后一代的新哲学：越“老”越酷！
理查德·布兰森就是这样：如果生活像一盒巧克力的话，他就一定要把每种味道都尝一遍；即使只在伊甸园里呆一天，他也会把所有的苹果都咬一口。
身为维珍集团的董事长，身家百万的他曾经只穿三角短裤和美国肥皂剧《海滩护卫队》的女主角帕美拉安德森合拍维珍健力饮料的广告；扮演蜘蛛侠从高楼大厦中砰然掉下；和20个几乎全裸的模特打着“所见即所得”的标语，在伦敦街头为维珍手机做促销宣传；光着屁股，穿着新娘的婚纱，被起重机从纽约贝塔斯曼大厦顶上吊降到时代广场，来宣传旗下的“新嫁娘”服饰公司；开着坦克驶入纽约时代广场宣传维珍唱片连锁进军美国；飞到新德里，骑着一头白象到印度国会演讲；沿着英吉利海峡的沙滩裸跑；冒着生命危险，乘热气球横渡大西洋和环球飞行……
虽然布兰森有时也会有过火之举，比如穿着空姐造型和婚纱，让人难以有美感。但印象中有一张照片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布兰森穿着白色通体的天使衣，肩背一对巨大的仿真羽毛翅膀，面带童真近乎滑稽可爱的微笑，雀跃着从泛着点点金光的海面奔来。
当年华老去，创意和童趣却令人获得新生。
世界商界
教父——史蒂夫·乔布斯
有时，一个人的光芒过于闪耀，让我们疑心他并不和我们共处一个时代，所以称他们为“活着的传奇”；而如果他真的远走，我们又会无限哀恸和怀想。从来没有哪个人像他一样，将产品做成一种宗教。无疑，56岁的苹果掌门人乔布斯就是一个传奇。
今年的3月2日，形容清癯但依然有神采的乔布斯在万众期待中出现在iPad2发布会上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我们必须承认，50多岁的他，看起来真的非常具有魅力。
从个人电脑AppleII、Macintosh电脑、iPod音乐随身听、64位个人电脑Apple PowerMac G5、MacBook Air笔记本电脑一直到今天的iPod shuffle五代、iPod Touch四代、iPod Nano六代，每一个产品的诞生都是电子产品和电子商业圈内一个奇迹的诞生。从1976年到2011年，35年，苹果公司走出了虎虎生威，走过了一日千里，也让其竞争对手走入了恍若隔世。这一切都与乔布斯近乎偏执的坚持和强大的个人意志紧密相关。
我们要感谢乔布斯，他让我们更加明白，人活一世，要有勇气追随自己的内心。让他下面的这段话时时能够响彻在我们未知而充满期待的人生路上：
你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要将它们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世界商界
“理想国”之王——比尔·盖茨
50岁成为比尔·盖茨人生新的开始。
过去，他在世界商业的地位过于显赫和荣耀，争议和质疑似乎也总是伴随着他。《连线》评价他为“集心狠手辣的竞争者、寡廉鲜耻的抄袭者和永不道歉的垄断者于一身”，他在制定行业标准的同时,也曾扼杀了创新,与开放平台公然为敌。他咄咄逼人的商业风格,在过去的很多年,都给硅谷和美国及欧盟的政府部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50岁生日那天，他许诺将捐出个人财产的98%给基金会。53岁那年，他从微软退休。但是他因此拥有了更大的野心，那就是让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平等，他不断用自己的努力，奔走在世界各地，成为慈善“理想国”里的王。
去年，比尔和巴菲特来到中国，说服中国的富人们投身慈善，他们显然对中国的国情并不是那么了解，但这却更令他们看起来坦率和可爱。盖茨的确代表着50后的最佳状态，他的身上同时代表着财富和信仰，但是他的设想，却像一个乌托邦的幻想——相信通过精英们的设计，创造出一套高妙的制度来化解这个世界的问题和困局。
（以上文字执笔：宋晓鸣）
中国商界
国企里的理想主义者——宁高宁
最后一批知青，第一批国内MBA。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是50后一代企业管理领域的佼佼者。任职华润的时代，他驾驶华润“战
车”展开了一连串的计策性并购举动，横跨房地产、零售业等主体行业，并以其干练纯熟的资本运作能力被业界称为“中国摩根”。而执掌中粮之后，他主推有限度多元化战略，“产业链 好产品”的口号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在食品安全几乎要上升成为民族问题时，中粮旨在从整个产业链入手，食品加工过程不加入外界带来的环节，使这个问题从商业模式上得到根本解决。
在独特的国企体制下，中国国企的掌门人往往是低调的，但宁高宁却不如此，事实上，他是当今中国式经营管理之道最重要的传道人之一。而媒体也评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时候主动跳出来代一个群体发言，有点堂·吉诃德的气质”。
这一切似乎与他的成长年代密不可分。作为中国最后一批知青，恢复高考后第二批大学生，第一批国内MBA，宁高宁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也无可避免置身于剧烈的文化震荡中。奉行中庸之道，又有豪爽快直的齐鲁之风，纯朴单调的农村生活，纪律至上的军营历练，推崇自由思考、创新思维的异域求学经历，视角广阔、成熟专业的香港商业氛围浸润，都交织在他的精神维度中。他喜欢研读哲学以及宗教史，从华润移师中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内刊改名为《企业忠良》，向员工灌输作为“职业经理人忠心与良心”的管理理念。
目前，大多数食品企业将全产业链视作畏途，因为它难以驾驭。食品安全是一种国家责任，在主打这个概念同时，中粮也把这份沉重的责任背过来。它几乎已将全部商誉压在全产业链上，而在这条“从田间到餐桌”的长长链条中，需要成千上万个控制点，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巨大损失。但如果全产业链达成，宁高宁则无疑会同自己欣赏的杰克·韦尔奇靠得更近一些。
中国商界
地产界信使——任志强
中国房地产的每个动静、每次变化，几乎都有一个人的声音在伴随，同时此人的每一个观点都会引来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这个人就是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他曾被人们称为“任大炮”、“全民公敌”，他曾面临“扔鞋门”，也被网民称为“全世界第二最想揍的人”。看上去是微博这一新应用改变了他的舆论形象，他勤奋的“编织”不仅使自己的本真得以还原，更以平易和偶尔流露的可爱赢得了网民的拥戴和喜爱，许多年轻人亲切地称他为“任叔”。
任志强常把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称为“血色浪漫的一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任志强身上一直保留着爱憎分明、敢于直言的优秀品德，他的敢于直言让很多人恨他，也让一些人怕他。长久以来，他扮演着中国房地产界信使的角色，他报告地产真相的方式直接且略显粗暴，许多人因此而心生憎恨。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可谓是人类的阴暗面之一，由此出发，对于社会上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任志强带来的最重要东西是科学求证的思考方式和恪守事实的坚持。这一点与任志强的生活年代紧密相关。
任志强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谨慎、科学求证的思考方式正源自对于“文革”的反思。他认为，对于50后来说，“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多教训，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不盲从。只有经历过、看到过盲从的可怕，才能真正理解有数据做支撑来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我们都惊悸于“文革”浩劫的可怕，而对社会个体而言，要想避免这种浩劫的唯一方式可能就是独立思考、不盲从。中国地产在各种变量交错作用中蹒跚前行，“任叔”之意见，尤为可贵。
中国商界
先行者——王石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王石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就时代感而言，他身上带有50后的标志性印记，比如理想主义情结、奋斗精神，但
他又不断跳脱出社会对于50后的刻板印象，用时尚的词汇来形容就是“潮”。股份化改造、职业经理人制度、登珠峰玩滑翔，潮的背后隐约可见他的“野性精神”和旺盛的挑战欲望。他的另一点特殊在于，整个人生历练过程中，他关注大气候，对政治、经济的复杂性有着更为准确的把握与判断，而并不把自己的想法藏起来，在中国急剧变化着的大环境里，他不断地表达自己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他得到广泛的尊重，当然也招致许多非议。
近段时间以来，他的留美求学及任志强的即将退休成为地产圈的热议话题，甚至有人早早提出房企“领军人物”换血的说法，但如果熟悉这些50后地产“老兵”就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王石之于万科是无法分离的，这种精神血脉的连接早已超越了企业日常经营事务的范畴。
在王石的微博里，我们可以略见他游学生活的紧张节奏：“来这里第三星期，第二周始，一至周五，每天Kaplan学校3小时英语课+1.5小时口语训练课+2小时听哈佛专题讲座+2小时图书馆+2小时复习。”而对网友“不要这么拼命”的评论，他的回复是：“什么才叫享受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3月31日的
万科股东大会上，他果不其然的道出了此次游学海外与万科的国际化有关系，万科计划三年内打入国际市场。确然，行者也需充电，但他们永不会停下前进的步履。
（以上文字执笔：白许晨）
中国商界
家国情怀——胡葆森
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篇极具文采的新年寄语中，出生于50年代中期的老胡不无煽情地回忆年少时曾经高唱的那首歌。是的，每一个人，在接受时代的馈赠时，也一定受制于时代的束缚，然而，你怎样相信，你便怎样做到。
在家庭传统的教育理念影响下，“修身、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读而优则仕”这样的政治抱负我们依稀能够从老胡身上感受到。而后来“实业报国”的理想与路径，其实也是前者一脉相承的爱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传统名士的个人修为，强调写作、书法、音律等的基本功。年幼时的老胡，曾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苦练书法和写作。这样的教育培养了老胡的精英和细节意识，他随后也拥有了一口流利的英语。难怪有人评价说，作为河南企业家代表的老胡，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是中西贯通。
作为毛泽东的红小兵，毛泽东对老胡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充满了热血沸腾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长文《建业人的长征》中充分得到印证。他对革命的困难进行了充分的估计，但对未来信心满怀——未来河南之于中国，必同于今日中国之于世界！
老胡“肝胆相照”、“得道多助”的交友原则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的“侠义”、“厚道”、“会盟天下英雄豪杰”的气度使得他赢得了很多朋友的信赖和认同。建业上市路演的第一场投资人午餐会，满目的社会名流到会令香港媒体不禁惊呼老胡的人脉和气场。
老胡是节俭的，尽管他会有与现状相匹配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节俭意识几乎是和过去的生活和经历密不可分的。老胡坚持在宴请嘉宾的时候，点菜适度，因人取量，从不会浪费。每次离开办公室,老胡总要亲自关掉空调、拉上窗帘保持房间的温度。十几年前的旧衣服，他至今也会继续穿着。
（以上文字执笔：宋晓鸣）
中国文化界
矛盾共同体——陈丹青
陈丹青，一个知青、愤青、画家、叛逆者……
人人皆知陈丹青在油画界登峰造极的成就，却常常忽视他在音乐与写作上的天赋造诣；
他理想主义甚重，顶着海派自由画家的名号，却犹擅表现边疆底层人民真实生活状态的写实画作；
他曾被特聘为博导执教清华大学，却又是中国现行高校教育最激越的反对者；
他画画，更爱说话。词语也玑珠，话锋也讥诮，立场也独醒，表情也恳切。
因着诸多矛盾的集合，陈丹青注定成为这个时代引人瞩目又饱受争议的人物，喜欢他的人为他喝彩为他呐喊，带着浓厚的“陈丹青情结”，追随效仿几乎顶礼膜拜；不喜欢他的人反讥他质疑他，嘲讽他美国归来这“歧义而分裂的十年”，鄙夷他的旁门左道。相对于他的画家身份，陈丹青更像是一个敢于碰撞体制的舆论领袖。身为“50后”，在知青生活中成长起来，陈丹青不可能完全摆脱造反的、破坏的、激进的、反文化的、反历史的红卫兵文化，但敢于隔绝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权主义思潮的浸染，艺术与语境的“隔膜”与“无助”，乃至“欲拒还迎”的文化心态，让陈丹青显得矛盾共生，而又兼具包容。
他言之自己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醒来，自云“退步”，而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进行省思和追问。他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社会种种文化情境。当其一边接受着域外和家国的深刻改变，一边在现世和理想中重塑自己的角色人格，陈丹青醒着，是否能鼓舞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时代？
中国文化界
中国式映像——张艺谋
中国电影如果没有张艺谋，很难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大众眼中，“50后”的老谋子早已是一面旗帜，无人可以取代。他曾用过去影坛未曾出现过的浓烈色彩和豪放风格叩开了中国百姓的心扉，也将融汇了东方文化内核和西方表现手法的作品投进了国际观众视野。
张艺谋是个生于50年代初的西北汉子，粗犷的地域个性赋予他的电影鲜明的角色形象和蓬勃具有张力的镜头语言，而其特殊的成长年代则提供了丰富的创作主题以及作品中清晰的时代的脉络。纵观张艺谋的所有影视作品，无论是80年代《红高粱》的形式突破，还是90年代《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的内容革命，而后几年步履匆匆投身商业化直至《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的回归。毫无疑问，他准确号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展现了我们内心生活中的种种隐秘冲动和当时中国社会那种独有的伦理纲常，同时其作品都遵循类似规律：烘托大环境的气氛明暗以及在对抗时代命运中个体的凸显。
当张艺谋不断展示中华文化，传播大众心态的同时，西方人更是通过他的镜头开始关注并认可中国电影。自身经历与所处年代的制约，使得张艺谋成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表现的先行者，忽略传统的乌托邦式情结，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以直觉把握着社会心理愿望，总是适时而又超前。
中国文化界
知青作家代表——肖复兴
在中国文坛，肖复兴是“知青作家”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一个，之所以能用这一既非派别，也非支系的头衔将他们从文学界中区分出来，是因他们都生于50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和思想根基。
如果说知青的经历和烙在脸上的红字一样是去不掉的，真正的智者是能够从苦难中汲取营养。肖复兴把自己从那个时代的获益称为“民间立场”的确立，正如他所言，这种立场关系到国家的未来，“50后”特殊的经历使他们流失了很多东西，也伤害了很多东西，包括一去不返的青春。但而今回望过去，最大的收获是和底层老百姓的感情交流，体会到了民间的立场，这对于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有社会意识的作家，对于日后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感情关联，密不可分而无法更改。
想引用肖复兴写在文中的话：“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一直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走进记忆的深处，也走进现实的前沿，不回避历史、现在和他们的内心，为这一代人立传。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邦邦的；后者则打捞上来的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青春无悔也罢，还是那些最柔软的部分，最打动我。那些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
（以上文字执笔：黎苏蒂）
未来十年，50年代生人的公共生活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他们将从事业的巅峰期进入幕后操作期。他们有的是学术明星，如朱学勤、汪晖；有的是娱乐英雄，如赵本山、刘晓庆；有的是地产大佬，如任志强、王石。但更多50年代生人，是无名大众，他们将在职业性退休的大潮之后，回家安享天年。这一代人，经历了建设兵团、破四旧、“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前矛后盾的社会变革。他们既是新中国历史的建造者，又是历史车轮下的受难者。他们的身上文满了时代所给予的各种杂乱印痕：既激进又暴戾，既热情又残忍，既理想主义又好大喜功，既倡导言论自由又党同伐异。这一代人，是精神分裂的一代人，更是是非功过难以一言定论的一代人。
2001年，赵本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小品《卖拐》，一夜间本山大叔狡黠的农民形象红遍大江南北，小品里的“忽悠”一词，亦成了该年度的流行词汇。千禧年刚刚过去，中国人就迎来一个歪戴帽子、满嘴谎言、不讲诚信、堪比阿Q的新的艺术形象。人们不觉得这艺术形象有什么问题，人们甚至赞颂这艺术形象中所蕴藏的中国式狡黠智慧，并在乐不可支的笑声里为这艺术形象鼓掌叫好。这是一个不良的文化信息。如果说之前中国人不讲诚信、互相忽悠、彼此欺骗是隐性的，本山大叔的小品则使中国人不讲诚信这一病态的文化基因赤裸裸地浮出水面。2007年，本山大叔去美国表演，遇到了与国内截然相反的待遇。本山大叔表演的剧院不但门庭冷落，还遭到一些观众的控告。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使得美国公民根本无法理解，一个嘲笑残疾人，对弱者没有基本的同情，话语里皆是谎言的小品，怎么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成功？
2010年3月25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专门撰文指出国内新左派领袖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多处存在抄袭，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挺汪派骂王彬彬动机不纯怀心不良，倒汪派希望汪晖在抄袭铁证的面前给学界一个交代。熟知中国国情并拥有本山大叔的民间狡黠智慧的汪晖教授选择了三不原则：不回应、不理睬、不承认。因此被网友誉为“汪龟公”。没过多久，清华大学网友大曝右派领袖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抄袭国外学者。左右两派再次在话语战场上，刀刀分明，彼此见红。朱学勤在网友举报抄袭之后，高调出镜，主动请求成立复旦调查委员会。此举堪称壮举。亦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真实自我的气魄刮目相看。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更因朱学勤此举很唱了一段时间赞歌。可惜的是，2011年复旦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不但无法令任何稍有判断力的公众信服，朱学勤本人在所谓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公然要求网友宝树道歉的姿态，更彰显其赤裸裸的学阀心态。有学者替朱学勤辩护，说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虽然是抄袭，但也启蒙了一代人。这是逻辑不清混淆是非的看法。如果说这本书启蒙了一代人，那也是翻译式的启蒙，而非原创式的启蒙。翻译与原创是质的区别，何况这是朱学勤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最近更有网友明月族人将朱学勤另一本重要学术著作大段抄袭沈福伟作品的事再度揭发出来。一位学者，抄袭一本学术著作获得江湖名声不算什么，难得的是抄袭了一本又一本。在这样的铁证面前，我不知道朱学勤将如何应对？继续格调高扬，死不道歉，还是学秋雨含泪，处于装混沌状态？
一个健全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敢于说真话做真事懂得自我反省的人，公共知识分子更是引导人们前行的社会良心。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擅长抄袭不敢面对真实自我，何谈说真话？更何谈社会良心？汪晖、朱学勤抄袭事件，闹哄哄将近一年，却无任何定论。在欧美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启动相关程序，得出公正裁决。在中国，却成为一堆糊涂账。在混淆黑白的仲裁机构，三缄其口的学术同仁，各大帮派的相互倾轧，一切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官僚体制的几重夹击之下，中国学人与学术界本无任何尊严。在中国，学术界珍视的是肮脏、交易、猥琐，而非真正的自由思想与学术原创能力。抄袭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学术论文本质上是篡取名利的一种手段，而非思想者酝酿蜂蜜的蜂巢。抄袭事件之所以如此难以裁决，是因所谓的仲裁机构本质上是各学术帮派相互倾轧的权势工具，而非真正的仲裁者。
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时代疾病。无论赵本山表演的小品，还是汪晖、朱学勤面临抄袭指控的行径，他们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是渴饮意
识形态谎言母乳长大的一代人。他们习惯谎言，宛若鸟儿习惯森林，鱼儿习惯海水，尸体习惯福尔马林。阿伦特言“极权主义要做的就是改变人的基本人性”。在我看来，成长在极权环境下的人，无论左右，极易形成一种畸形的极权主义人格。这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长袖善舞，擅长谎言。他们一旦在某一领域混成专家，便会养成一种学阀心态：占山为王，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拒不认错。他们会为了掩盖一个小小的谎言，而撒更多的谎。期待具有极权主义人格的人良心发现，自我忏悔，公然道歉，是不可能之事。更何况人都有自我保护机能，在自我利益即将遭受巨大损失的前提下，难免谎话连篇。这是人性之恶。要知道，恰恰是这些高举道德重建旗帜的人在毁灭道德底线。他们所反对的原本便是他们自身。中国几千年的江湖——帝王，帝王——江湖效应，原本便是建立在圣人、伟人、完人的道德评估之上。道德评估是最不可靠的评估。唯心的道德评估原本便是一种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这种评估使得监督机制要不完全缺失，要不形同虚设。
没有良好的监督机制，奥巴马没准在山呼万岁的境遇下演变为玛丽莲·梦毛。有网民因汪晖、朱学勤抄袭之事，高呼打倒一切学阀。我不赞成这样的戮父语言。因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精神上来说，50年代生人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给予过我们知识启蒙，亦给予过我们人生快乐，他们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认清50年代生人的长处与不足，便于我们明晰地走向未来。我们不能单纯地相信宗教信仰、良知底线这些道德戒律。人性复杂，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恶人，即若是希特勒，亦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能拯救人类的估计唯有开放的体制，完善的规则，健全的法律，良好的监督。
（马小盐，民间文化批评家、随笔作家，现为大型纯文学期刊《延河》编辑。）
最近，重庆下发15000套红色光碟在全市学校播放的消息引发了全国人民关注。唱红歌，上山下乡，在年青一代看来，这是遥远年代的绝响。但对于出生在50年代的人来说，样板戏是他们的青春记忆。这一代人，生于“文革”前，成长在“文革”间。是激情被文化燃烧的一代；是被红色文化染红的一代。
样板戏是红色文化的代表，它所主宰的十年，是50后生命中的黄金十年，也是他们思想上失落的十年。对于样板戏，他们就如同护短的家长，可以自己对它说好，但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对它说坏。因为，样板戏虽然让他们成为审美品位被填鸭的一代，也让他们成为最理想主义的一代。他们对样板戏五味杂陈：不希望样板戏重新成为生活的唯一，因为样板戏成为样板的年代，不是美好的年代；更不希望样板戏销声敛迹，因为样板戏是他们这一代的标签，让样板戏年华老去，就等于看到了自己风烛残年。所以，看样板戏尚能唱否，就等同于他们问自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在《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样板戏”作为一个物种正式被命名。被确定为血脉正宗的样板戏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别看样板戏虽然只有八个，但是样板戏却有无穷的力量，最终让样板戏在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一统文艺，让中国落入“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处境。让中国戏剧伤不起，让中国文艺伤不起，让中国人民伤不起。
样板戏骨骼精奇，好比当前网络上流行的“咆哮体”，它之所以能让所有人都伤不起，是因为它所立足的大地。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人，他虽然其貌不惊，但是一旦让他和大地相接触，就变得力大无穷，所向无敌。样板戏的特质和泰坦巨人相似。它所踩的大地，就是那个崇尚“文化搭台，政治唱戏”的特殊年代。
近期，影迷们在评价电影时，对电影忍无可忍时就对影片冠以“精分片”称号，这个词最早来源于第十放映室对电影《苏乞儿》的评论。称之为“精神分裂型叙事影片”，简称“精分片”。指的是电影主题和故事，布景和表现处于精神分裂的电影。其实，让《苏乞儿》成为“精分片”始祖，实在是弥天大冤。最血统纯正的“精分片”非样板戏莫属。
样板戏的创作思路是：“三结合”、“三突出”、“主题先行”。
“三结合”是指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这很符合工业化流水线做标准件的思想。但是文艺创作从来都是“梦笔生花”后一气呵成的结果。如果让思想和生活分，那思想就成为死水微澜；如果让生活和技巧分，那生活就成为固步自封；如果让思想和技巧分，那生活就成为画地为牢。
“精分”后的样板戏，水到渠成地“三突出”：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造成样板戏中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把勇敢、智慧、无私、果断等全部人性优点都抽出，是人性光辉的集合；反面人物都是“矮小缺”，反动、自私、虚伪、残暴、卑鄙都保留了，集人性缺点之大成。导致的后果，正面人物被拔高到极点成为神，反面人物被丑化到极致成为妖。所以我们在看样板戏时感觉“不似在人间”很正常。因为这本来就是活脱脱的神妖交战的《封神榜》。
“主题先行”就是不分时间地点，都要让正面人物说“社会主义好”；反面人物坚持封建、资本主义路线。就如同印度歌舞片“歌舞先行”，到高潮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一段歌舞再说，让歌舞段子从电影中“精分”出来。
疯魔的样板戏让整个中国文艺处于“精分”状态，停止了十年，让中国人成为纯粹的政治 动物。以至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画面中几只吃食的小猪听到样板戏的旋律后也跟着摇头晃脑——样板戏让中国的小猪在世人眼中成了一板一眼的代名，猪犹如此，人何以堪？
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样板戏也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文艺终于得以拨云见日。但是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近期样板戏又开始死灰复燃。甚至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走进中小学校课本。
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如影随形，对于样板戏，我们内心五味杂陈。在受过其毒的文化精英眼中，“文化大革命”是“苛政猛于虎”，而样板戏则是为虎作伥；在受过红色文化洗礼的民众眼中，样板戏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代名，红色年代如果没有样板戏，就如同新娘子出嫁时不坐花轿，不盖红盖头，没了那个味儿；在没被那个时代烙铁烫过的年轻人眼中，样板戏等同于未吸过鸦片的人看见大烟，神秘而新奇。
虽然我们倡导文艺应该多元，但是这“元”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日本人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的音乐《君之代》卷土重来；犹太人也不能忍受纳粹音乐《特里斯丹和绮瑟》被演奏。
我们能够有限度地接受代表“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因为虽然它有诸多不是，但是毕竟代表了那个时代文艺的最高成就。
曾经领教过样板戏厉害的巴金曾说：“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时代已经不会回头，对于样板戏，我们无需恐惧。但也要心存警惕，敬而远之。因为，如果以某种政治为导向的样板戏卷土重来，噩梦也会再一次来临。
当看着重庆的学校里，孙辈的90后们貌合神离地唱起样板戏时，50后只会会心一笑。他们生在新时代，长在新时期，是不可能领会样板戏的真谛的。本杰明说：“如果生命能重新开始，我一定会选择按现在的模式重来，但要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修正。”如果能让人生重新开始，50后会选择让孙辈们“唱样板戏，忆苦思甜”。因为50后的精神和生活被样板戏“精分”过一次。如果让孙子的精神和生活再被样板戏“精分”下去，我们实在是伤不起。但是如果不知道样板戏带来的苦难，就不会明白文化多元的甜蜜。
（北壬，南京媒体人，专栏作家）
大约在七八年前的一个周日，我给家人放了一部被禁的国产电影。观众里没有男性，她们分别是我的母亲、二姑和三姑。电影放完，以及在放的过程中，她们都哭过，不太善于流泪的母亲也是如此。显然，她们在电影里找回了过去，找回记忆、悲痛和被伤害的历史。那部电影叫《蓝风筝》，导演田壮壮和我的父母是同年生人（1952年）。
我不是来谈论电影的，而是要说说我父母那代人的生活。我像一个专业的媒体人一样，采访、询问了她们哭泣的理由。母亲回答是因为看到了兄弟姐妹的亲情，二姑看到的是影片结尾那个孩子，拿起砖头去砸红卫兵的头，她想到了自己，想到爷爷当年要被批斗时，她内心的感受，她是哭得最伤心的一个。
我用了青春这个词，但对于父母这代人来说，这个词过于奢侈，奢侈到要被藏起来。他们很少用这个词，往往说到过去，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可我从未听他们说过年轻时候的故事。青春对那代人来说，往往是劳动，是所谓的学习，其实背后是被侮辱、被伤害，而最无奈的是，往往又不知道自己是在被侮辱、被伤害。
不是所有那个时代的人，都去上山下乡，但都有被中断和被阻隔的历史。父亲被中断的，是他的学业。学习优异，一直是学校大队长和学生会主席的他，因为“文革”，本来是被保送到外语院校（中学）读书的，这回去不成了，成为他的遗憾。几十年后，当他得知我能进入外语学院读书的时候，一向内敛的他，脸上也有了喜悦。
越是有才华，有所谓的文化，越容易被抛弃和遗忘，在那个时代，这是正常的。父亲多才多艺，画了很多素描，当然千篇一律的是毛泽东、雷锋和工农兵形象。此时此地，艺术已经谈不上奢侈，而是仿佛与世界脱离，更与现实没有关联，更多的伤害也皆来源于此。
这样“危险的”境地，导致有成长，却没有发展。绘画成为一个工匠的技术，受到轻视。后来，那些画没有被保存。不是被迫的，是谁都没有意识要留下来，好像那是一个定时炸弹。我的奶奶回忆起来，仍然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扔掉那些画，说不出理由。不是没有理由，是理由过于清晰，同时又不允许说出，于是口水和话语一同咽下去，继续失语，一失语就长达几十年。
当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开始抱怨生活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清晰可见，虽然仍逃不脱被侮辱和被愚弄，只是方式变了。但你会发现，父母的历史，不仅有无法说出的，更有他们没有能力讲述的部分，那正是被愚弄的结果，让你认清历史，却不提供质疑的机会，甚至也不给你质疑的能力。这样也好，否则，内心将无法平静。
生活逐渐平稳的时候，他们有些人还要负担起新的重担，这一点80后是感受不到的。即使我们结婚生子，也没有父辈的艰辛。他们作为中间挑起大梁的人，上面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下面有30岁左右的孩子。即使家庭殷实，这两部分也是很难“对付”的：老人过于陈旧的观念，会让生活出现矛盾，还有他们的敏感；孩子反叛独立，接受新观念特别快，而重要的是，他们的能力还略差一些，甚至还要五六十岁的父母资助他们的生活。
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享受生活？我回答不上来，因家庭的不同，也有不一样的个案。但总体来说，很多人在可以享受的年龄，无法享受，在该享受的年龄，没有机会享受，就这样平淡而坚定地度过一生。
他们在把父辈引向新生活的同时，又在同孩子的交流中体现出自己的保守。中国家庭的艰难就在这里，进展太快，几十年里，装下了相当于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历史。时代对比强烈，50后的一代人，就这样承受双重的压力而活，因家庭而异，有的可以回避或逃离，有的则必须全部承担，比如我的家庭，我的父母。
在政治上，祖父辈和父辈的不同是，前者还带着过去谨慎的方式行事，后者则往往不想提起。举一例，就是美国“9·11”发生之后，我给在美国的大姑写信，随衣物寄送过去。而奶奶如审查单位一般，看了我写的信，并告知我重写，因为里面涉及“9·11”。我说是用中文写的，谁会来查？奶奶却坚决要我重写，好像“9·11”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
再或者，有些人由于毛时代的深入影响，即使批斗也被忘记，只记得崇拜，在电视里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就兴奋。这种深刻的影响可以让他们忘记伤害。父辈不再说符号性的东西，但仍然有种爱国热情潜在，比如运动员获得金牌时激动万分，比如各种大的节日和气氛浓烈的文艺晚会，他们都逐一去看，即使每年千篇一律，也不厌其烦。其实那是在找寻一种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才能活得畅快。
我一再强调，我所说的并不能代表50年代的大部分人，但某些个案的存在，又是和时代紧密相连的，时代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作为旁人，我说他们受到伤害，他们很可能觉得没什么，只是觉得物质贫乏了一些，闹过饥荒，经过“文革”，深层里他们觉得都是这样过来的，这可能是对比的范围太小，毕竟那时还没有我们。
说了这许多，话语间好像还包含着苦难的痕迹。但其实无法释怀苦难，是因为还有能更苦的空间，这是大部分人的常态。往往是那些已经苦到尽头，苦得不能再苦的人，却能发掘出生活的乐趣。说得高些叫哲学，叫禅，说得入世些，就是心态。其实，不管活在哪个年代，能找回最初的单纯，都已经不太可能，人只能越来越复杂。
在那个不能让自己复杂的年代，50后的一批人却变得单纯了，也就有了让时代玩弄于掌上的机会。而内心的回归，极为重要，这是种主动地寻求，是一种修行。
想到这里，要说回我的父亲。他每天忙碌不停，除了家庭事宜，他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书法。一个退休军人，成为书法老师，每天会面对纯真的孩子。一天，我跟我父亲说，我的水杯（无印良品亚克力马克杯）有个机关，就是内胆和外壳间可以放一些插画之类的东西，我希望能放上父亲的书法。转天，父亲起早去上课了。我随后发现我的杯子夹层里，已经有贴好的书法作品，感动自然而发，不光是因为父亲的举动，更是因为那书法上的四个字：素心若雪。
我想这是他做到的，也是他希望我做到的。
（王楷威，曾任《看电影》杂志编辑，现为新星出版社编辑）
严谨持重陈建业
50年代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共和国历史中的艰难和激情岁月贯穿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受到了一个特殊时代的洗礼和环境磨炼，让50年代人更加坚忍不拔，并不时地散发出浓郁的理想主义气息。出生于50年代中期的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总裁陈建业，有着那个年代的典型特质，强调规矩，雷厉风行。在工作中，为了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得到高效执行，作出正确决策后，必须制定相应措施，并坚决实施，一定要达到预期的目的。“言必行，行必果”被他奉为信条。
在红色教育下成长的50年代人有着真正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在细微处表现在对工作的兢兢业业、恪守职业道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陈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2010年开始担任集团总裁的他，为了每个项目都能顺利完成年度任务，执行“走下去”的工作方法，深入一线，认真对待每一次会议，每一个问题反馈。尽管工作忙碌，陈建业却对自己的仪表严格要求，同时，也将这一要求带入了集团的招聘管理制度中。
工作中的他总是给人以非常舒服的职业感，质地精良的西装，整齐的发型，彬彬有礼的态度。在生活中，陈建业也有着50年代人的节俭品质，在员工餐厅用餐时，他总是按量取用。当看到有些员工浪费粮食时，他深恶痛绝，并当场严厉批评这种不珍惜粮食的行为。
雷厉风行李和平
尽管挺拔的身姿和洋溢的活力往往会使人误会他的年龄，但只要略加接触你就能轻易感受到集团执行总裁李和平身上浓郁的时代特征。比如他的勤勉，睡懒觉在他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再比如他的严谨和执行力，足以做年轻职场人的标杆。50后的青春期正值风雨如晦的“文革”，在这种环境下想要上进必须经历重重考验，这种考验拣选人才，也磨砺了一个人自身的特质。
踏实勤奋使他赢在了人生的“第一起跑线”上，一个有趣的往事证明了这一点。在“上山下乡”的第二年，20岁的李和平就顺利入党。入党后不久， “四人帮”垮台。组织上对当时那一批入党的青年进行了审查、清理，主要原因就是其中有人是利用关系入党，而并非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当公社书记去考察他的时候，事实说明了一切。当时，书记来到麦场找了一圈愣是没找到人，问周围的农民：“你们这儿那个下乡来的小伙子呢？”结果大伙告诉他人就在他身边呢——此时的李和平早已和当地农民一样，剃着光头，光着膀子，晒得黝黑。投入、认真，做什么都要做出点名堂，道理简单但践行起来效果显著。
特殊时期的经历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李和平的管理风格，他的管理略带行伍特征，较为严厉，管理人员都会有紧迫感，但是他们又愿意继续干下去，是因为大家在此过程中学到很多，并收获成长。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推崇做事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也是他的座右铭。做任何事情都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对待，所以他十分看重工作的严谨性。
激情燃烧的岁月酝酿了李和平积极主动、推动力极强的做事风格，所以人们总评价他“看似和平不和平”。他信奉只要想到的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在企业运营中，也要做到原则面前绝不退让，政策面前人人平等，管理者同样受制度约束，这样就没有推行不下去的东西。
（以上文字执笔：何佳颖、白许晨）
增信心、明方向、找差距、理思路。
——梳理9年来参政议政的经历，老胡把这形容为“学习、充电后再出发的过程”。参加“两会”一是增信心，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了解国家整体上在十一五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状况。二是明方向，通过学习十二五的整体规划和中央预算，寻找企业未来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当中的定位和努力的方向。三是找差距，通过听高层领导、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讲话，看到在认识水平上的差距；通过和基层代表接触，看到在思想境界方面的差距；通过和优秀企业的接触能够找到和其他企业的差距。四是理思路，通过参加两会把自己下一步工作的思路和企业发展思路理一理，明确企业在中原经济区建设当中的定位。
做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
——在3月16日的老胡“两会”归来谈“两会”媒体见面会上，他介绍了自己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标准：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是规定动作，而“尽心尽力”则是自选动作。作为一个来自企业的人大代表，除了尽职尽责履行好代表的使命外，他还尽心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更多参与公益事业。老胡还袒露了自己参与社会活动的初衷，就是觉得在全国企业家中应该尽可能多地听到河南企业家群体的声音，让更多的全国企业家了解到河南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状态。
保障房，没有利润我们都愿去参与建设。
——建业向来乐于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包括建业在内，很多开发商不知道政府是否欢迎开发商加入到保障房建设中去，也不清楚该怎么参与保障房建设。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能把保障房建设的主体、形式、节奏、规模等向社会公布。如果有可能，建业肯定会参与其中，尽管它的利润很薄。
开发商一定要及时认清行业形势变化，调整自己的市场定位和心态。
——“十二五”规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在未来五年要建3600万套保障房。假如一套按60平方米算，差不多就超过20亿平方米，按70平方米/套则是近25亿平方米。我们过去10年的年均商品房供应量在5亿~6亿平方米，去年最高接近10亿平方米，那么，五年建25亿平方米就差不多是过去10年间市场供应量的一半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将产生一个质的变化，像北京市，未来五年保障房的供应量将占到整个市场供应结构的60%，所以，这个变化将对未来市场和各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开发商一定要及时认清行业形势变化，调整自己的市场定位和心态，以在未来的市场变化中调整好自己的方向。
整体而言，限购对我们影响相对较小。
——郑州实行限购令，对建业在省会的项目肯定会有影响。不过，一线、二线城市限购，那么，三线、四线城市的机会就来了，这就变成了客户的双向流动。建业主要立足于省内深耕，在全省18市地及部分县级城市布局，因而，整体而言，限购对我们影响相对较小。实际上，从2010年上半年，我们就明显感觉到了河南县级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标志有两个，一是地价快速上升，二是房价上涨。我们计划未来三年进入30个县级城市，完成战略市场框架的搭建。
支撑郑州房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
——在限购令下，房价有一个规律，如果成交量持续萎缩，那么短期内房价必然下跌。比如2008年的北京，房价跌幅达20%左右。郑州也是这样，如果连续3~6个月成交量持续萎缩，相信短期内房价也会下跌。伴随着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整体加速，目前郑州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规模非常大的。另外，随着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这三个交通条件的改善，作为一亿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郑州未来的中心地位还会得到快速提升，这都是支撑房价上涨的因素。
（整理：白许晨）
3月23日，2011中国房地产500强测评成果发布会暨500强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转型、创新、责任”成为本次峰会主题。《2011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测评研究报告》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旨在分享领先企业成功经验，整合全产业链核心资源，探讨房地产业转型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500强中排名第33位，并当选“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区域运营十强”第一名，继续领跑中原地产。而无独有偶的是，3月25日的另外一场全国性评选也再次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建业的规模实力和商业模式的魅力。3月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联合举行了2011中国房地产百强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八届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家峰会。会上发布了《2011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报告》，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的总排名由2010年的第35位提升至第34位，稳居河南地产行业第一，并以稳健的经营风格和财务表现，再次入选2011年度“稳健性TOP10房地产企业”榜单。
作为目前中国房地产企业两个最高端、最权威的评选，中国房地产500强、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测评报告是对中国房地产优秀企业最为客观、公正和全面的综合评价。考虑到中国房地产500强企业中前三十强有半数左右都是国企，建业拘于一省取得的成绩殊为难得。虽然因两项评选的考核指标略有分别，也使得建业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出现了轻微的差异，但它们都已权威性地确立了建业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品牌影响力。
在稳步完成河南省全部地级城市的布局后，建业正依照自身战略部署，有条件地进入部分中心县级城市；而在业务模式上，也加大了持有经营性物业的投入，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发展的稳健性。在建业内部的经营规划中，他们将再用二至三年时间完成战略攻坚期，过渡至战略纵深期，在此期间实现经营成果的跃进。而2011年中国房地产500强、百强企业研究报告成为解读建业阶段性战略成果和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视角。
解析榜单
规模及社会责任感成为建业“打榜”利器
3月23日的500强结果测评发布会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苗乐如表示，此次中国房地产500强测评较以前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首先充分考虑了2011年乃至“十二五”期间房地产市场形势发展、行业转型、结构调整以及时代要求，展示了成长型企业有效适应市场形势调整结构、加快转型、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成效；其次，测评充分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导向，除反映企业规模的总资产等指标外，还考虑了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租赁经营、新材料新技术运用等内容，加重了销售面积在企业规模中的比重；再次，此次测评提高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的权重，强调了企业参与住房保障建设、税收贡献、社会捐赠等内容，以使测评结果更加完整，为促进房地产业调整转型和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业务转型到建设规模再到社会责任，可以说，500强评比无疑是最好的验证标准，验证了建业探求行业规律的成果和全面发展的均好性。
2010年，国家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随着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宏观调控的不断发力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都对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中，建业依然凭借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优势，保持了业绩的稳步提升。3月16日，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发布2010年年报。2010年，建业地产共实现销售金额54.9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51.8%；实现销售面积11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1%。
当然，仅看业绩并不能完全解释建业在行业内的独特影响力。事实上，近两年来，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自己企业的定位是：“做中原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在500强结果发布会的演讲中，他也一再强调广大同行应正确认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主动、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而秉承建业的企业定位，除了已坚守18年的足球事业外，2010年的建业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大手笔不断，向郑州市捐献十辆公交车，并投入5000万巨资助推河南省的文化事业发展。在舆论界对开发
商的社会责任感提出更高要求时，我们发现，建业在该领域一向是清醒且自觉的。这一方面无疑也是建业参加各种评先时的“给力”加分点。
解读背景
“梯次转移”下建业战略的广阔空间
虽建业省域化战略早已名满业界，但在两场发布会上，建业独有的省域化发展战略使胡葆森的区域发展经验分享更加引人瞩目。毕竟，经过近10年的苦心布局，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市场特性建业人已经有了精到的把握。
先后发布的两份测评报告中均指出，目前市场集中程度日趋提升，二、三线城市成为品牌房企争夺的焦点。旅游地产开始成为地产大鳄相继着力发展的新方向。而这一趋势胡葆森早在七八年前即已给出准确预测，他将这种地产格局的变迁现象归结为房地产企业的“梯次转移”效应。在这种效应作用下，当强势资本进入一线城市时，那么一线城市的二流和三流地产商就会向二线城市转移。这样会导致二线城市市场的格局也发生变化，二线城市原来的二流、三流地产商向三线城市市场转移，依此类推，最终会梯次转移至四线城市，也就是我们说的县级城市。
梯次转移效应固然会给本地开发商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但对布局缜密、专注一地的建业来说，品牌效应及规模协同效应早已使他们占得先机，反而是更多资金进入后与之俱来的更加成熟、发达的市场会让他们受益颇丰。
河南城市化的现状也的确呼应了胡葆森的判断。近年来，中原房地产市场也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2010年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县级城市，河南省108个县中有20~30个县级城市中心区域房价已达3000元/平方米左右。而自2010年初试探性地进入舞钢市后，建业已进一步调整战略推进节奏，开始逐步有条件有选择性地进入部分中心县级城市。先后与修武、沁阳、淮阳、遂平、西峡等县级城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2010年全年共与各级政府签订13个合作协议，涉及土地面积4.79万亩，为公司战略向纵深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解答未来
建业全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即将迎来战略纵深期
在两场测评报告发布会上，严厉宏观调控下整个行业的未来和前景都成为诸多业界大佬和专家的关注焦点。胡葆森认为，严厉调控的态势可能还将持续二到三年，在此期间，作为资金密集行业，企业与资本
市场的对接非常关键。因此企业如若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须从资本市场的要求出发，以未来约束现在。在他看来，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就是“持续盈利、稳定增长”。 而企业如果要达到这种要求，必须具备20个以上的在建项目以及与此对应的多项目操控能力。
确然，经过前期布局、发展，建业既定战略的优势已逐步显露出来，尤其是遭遇宏观调控之时。这种优势源自越来越多的在建项目所形成的规模效应，源自建业潜力构建的大服务体系及持有型物业的经营；也源自“企业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和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省域化发展战略”所带来的超强融资能力。
虽调控之势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短期内的商品房市场的活力，但在这些优势之上，建业仍专注于自身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不久前全国“两会”归来与媒体交流时，胡葆森提出，建业将着力再经过三年时间，完成战略的第二阶段，即战略攻坚阶段。届时，建业每年可能会在50个城市同时运作80~100个项目，并在此后进入战略的纵深阶段，这种过渡即是建业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历史性跨越”。
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在经营上要上大的台阶，整体实力步入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前30强。在具体经营指标上，建业也希望在2013年使税收总额突破20亿元。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已步入新的发展周期，企业的成长也将面临更具挑战的市场格局。“做中原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新的征程，作为区域内领军企业的建业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持续躬耕河南市场，不断进行战略攻坚的同时，更实践着“社会公民”的角色，助力中原崛起和中原经济区建设。
全国已经有多达30多个城市出台了房价调控目标，到目前为止，最低的是兰州和丹东，房价目标是增幅9%；最高的为吉林榆树的50.5%。从调控目标值范围来看，界域相当宽广。大中城市的指导思路是房价增长幅度不高于当地城市GDP的增长幅度，当然榆树市的调控目标有点另类。尽管各地地方政府在房价调控上，已经尽力在模糊化，但这个目标设定还是会在未来将自己陷入尴尬的局面中。
各地房价调控目标的基本参照体系为GDP的增幅，从经济学概念来看，这不是两个对等概念，GDP反映的是经济量价之间的关系，而房价则纯粹反映的是价格关系；第二方面，GDP增幅代表的是进出口，消费与投资的三方均衡，而房价则是单一指标，从指标角度来看，GDP增幅显然更加均衡，而制约房价的力量则相对较为单一，因此房价增幅相对而言，即显得非连续性较强；因为GDP增幅为量价关系的总体表现，因此价格黏性在GDP增幅中，并不是唯一因素或者说重要因素，但房价单一目标考核的情况下，价格黏性即成了房价增幅的决定性因素。而简单的说，GDP增长幅度受制于中位数影响相对较大，而房价增长受制于中位数增长较小，受制于基准期价格相对较大。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用重庆市房价为例，2010年重庆全年房屋均价为：5938元每平方米，2011年1月重庆房屋均价为（中房信数据）7312元每平方米，增幅已达到23%，重庆GDP增幅如果2011年按照20%的幅度增长，那么政府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面临着价格向下调整5—8%的压力，但依据我们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判断，整个上半年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有利于卖方，也即上半年价格显然还处在缓慢的上升通道中，随着价格的逐渐累高，下半年要完成这个任务，除非市场出现巨大的价格下降。如果出现，则出现了房价非预期理性下跌，导致整个市场紊乱，这又绝对是非所有人愿意出现的尴尬局面。
缺乏对经济规律的深入研究，甚至不研究基本经济现象而出现这种明显有缺陷的政策，必将导致政府再一次失信于市场，失信于自己，这反过来又将再次加大政府调控的难度。更为合理的是政府以2010年12月的房价为基准，设定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增长幅度，或许更有利于总体目标的统一，同时也能够尽量兑现对社会的诺言，这才是政府调控更为现实的目标。
(王雪松，焦点地产网专栏作家)
时代的印记
作为在全球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物业管理行业，其在中国的发展也仅仅20余年。在中国，尽管物业管理行业被定义为新兴产业、朝阳产业，但由于物业服务特别是普通住宅的物业管理工作，内容单调，缺少激励，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这个被认为很难长期坚持的行业，从客房服务员到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从业时间长达20年，张玮也许是中国本土从事物业管理时间最长的管理者之一。如今顺势而为，面对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的特殊性，张玮转型为规模物业的管理者，这对经历了很多不同物业类型的他仍然充满挑战。
出生于本世纪60年代末的张玮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质——他看起来沉稳、低调、含蓄，但对理想有着执著的追求，善于思考和洞察事物。或许由于阅历丰富，他显得从容而练达，并有着被信任的强大磁场。
专注做一件事
在波特的关于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理论中，专一化是被着重强调的。波特认为，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不止一个，则企业的资源将被分散。企业如此，人亦如此。张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从业经历始终在一个行业中锤炼，因而在专业领域总能切中问题存在的肯綮，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也因此而在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人生第一次”对于人生的影响之深刻，从张玮的履历中可得到明证。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市场经济的产物之一物业管理由香港引入。在张玮的家乡天津，也逐渐开始出现物业管理行业，但真正高端物业的到来是在1990年。那一年，香港怡高(Colliers Jardine)物业管理公司全权管理香港怡和置业在天津投资的物业——当时天津第一家只定位于外企客户的、全部自持型综合性商业大厦。怡和置业隶属于1832年成立于广州的香港怡和集团，90年代在天津落户时，曾出现近2万人报名应聘的空前场景。当时还不懂物业是什么概念的张玮通过了选拔考试，取得了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也进入了物业管理这个行业。
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面性，张玮也不例外。上学时，他成绩普通，却兴趣诸多，喜欢尝试。对于这么一个爱玩、善思考的年轻人来说，客房服务工作看起来好像太单调且枯燥。但凭借与生俱来的独立思考习惯和学习意识，他在这种貌似平淡的工作生活中发掘了丰富的人生养分。当时，公司各个部门的经理岗位上，正职都是香港人，在他们的身上，张玮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努力工作、充分享受生活、积极的态度、竞争意识、始终追求高标准、善于利用资源、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新的平衡……那个时候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香港差异很大，他们面临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在管理核心团队的努力与坚持下,公司靠租金5年就收回了物业的投资。可以说，这个团队是张玮在职场最初的标杆，于他而言，有了努力的方向后，工作中的困难与压力也就自然不能够再放大了。
此后，张玮在物业管理的从业道路上逐渐深入，并思考出了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操作手段。
计划落地与打造专业团队
面对数万名业主以及建业人的期待，张玮谈得最多的，还是与专业有关的话题：
《建业》：在您上任后，关于物业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怎样的？
张玮：我们首先对两个关键业务模块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次，结合建业业主51%入住率的实际现状，制定了2011年度的整体工作规划，绩效考核以平衡记分卡（BSC）为基础；最后，我们还清醒地意识到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措施，确保计划落地的效果。
在基础业务方面，主要是按照合同（与业主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与项目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实现承诺。即夯实我们的四大基础服务（公共秩序维护、绿化、保洁和公共设备设施的维修保养）和星级服务。
在做好基础业务的同时，制定完善“地产开发和服务三大关系流程图”，找出服务流程中的“关键时刻和关键点”，强化客户服务，增加客户良好体验的服务动作和人际沟通渠道，所有的客户服务均围绕着这些关键时刻和关键点进行。
《建业》：我们知道，您非常重视与客户的沟通，但客户分类非常多样化，面对这样的局面，今年客户工作重点是什么？
张玮：我们最主要的客户是“地产客户”和“小业主”。
对于“地产客户”，我们从后期物业管理和集团整体发展的角度，做好前期介入的建议和意见，拿出切实合理的项目论证方案。比如八重安防的考虑、有关水系和景观设计的考虑等考虑；其次做好案场和样板间的包装和日常维护，让准业主第一次到访时，就能感受到建业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从而吸引和坚定客户落单的信心；最后，积极配合，主动参与项目营销的推广活动。
在国际知名第三方调查公司（盖洛普）细分业主的基础之上，把“小业主”延伸细分为意向客户、准客户、磨合期、成熟期和老客户五类。其间，重点强调与100%的客户沟通，尤其是未入住的业主。如何与49%未入住业主进行沟通，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
《建业》：我们了解到，您并没有制定过于空泛的目标，而是脚踏实地解决当前的问题。那么，目前物业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玮：最大的挑战就是计划落地的效果。一开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制定并推动纠偏措施：一是强调员工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要求处处留下管理痕迹；二是从人力资源方面下工夫，比如，继续完善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实行动态的薪资体系、打造内训师团队、建立培训基地、建立多种员工沟通渠道、进行全员360°面对面，等等；此外，还希望通过绩效考核，全面、准确对员工和公司的绩效做出合理的评价。
《建业》：您曾说过，物业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团队的职业习惯。今年您将如何部署和规划具体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您又如何培养和带领团队？
张玮：在服务流程的节奏把控方面，我要求团队聚焦业主满意度，与业主全方位零距离沟通。3月~4月份重点夯实基础服务和星级服务，重点把控关键点、关键时刻。5月份与100%业主面对面沟通，对于入住的和未入住的业主，按照不同的服务方式，采取不同沟通方式，重点关注业主参与面，尤其是未入住的49%业主，倾听并收集业主的意见和建议。6月~8月份，针对业主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整改，报整改计划及预算，让业主参与到整改过程中。9月份，再次与业主面对面沟通，通报业主意见和建议的整改结果，放大影响力，并再次征求业主的意见，作为最后一个季度和明年的工作重点，让业主了解我们的工作计划，满足业主的期望。10月份，所有管理人员轮流站高峰岗，接到投诉和建议要迅速落实，超过一周不能解决的，由物业总公司管理部亲自处理。此外，公司将把2011年的阶段性工作做成展板，突出关键点和节奏，用以提醒和引导大家的工作。
在团队培训方面，根据项目分布情况，打造约50人的培训师团队，继而把他们培养、提升为管理骨干，使他们成为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正直、懂得合理制定科学成本的物业职业经理人。其次，在各自部门树立标准，进行日常的品质监管；最后，作为公司的储备干部，总公司人力资源将持续做好内训师的职业生涯规划，一是轮岗，把他们在内部流动起来；二是纳入公司的考核体系，从而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
同时，建设培训基地，让全员养成职业化标准习惯，构建管理干部梯队，以适应集团的发展。2011年，物业服务总公司拟在郑州的联盟新城和置地广场、洛阳世纪华阳、新乡金龙森林半岛、信阳森林半岛等有代表性的小区打造培训基地。在公司新入职员工和集团新动力理论培训之后，要将他们安排在基地工作、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现场感受工作氛围、固化工作流程、感受建业大家庭的温暖，继而树立新员工对建业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归依感，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
在员工考核方面，使用平衡记分卡（BSC）作为绩效考核的基础工具。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管理和评价。培养员工平衡发展、稳步提升的工作习惯，为今后公司的集团化发展做好准备。
胡葆森董事长“两会”归来谈“两会”，引发省会主流媒体热议
3月16日上午，在联盟新城至尊红酒会所内，胡葆森董事长“‘两会’归来谈‘两会’”媒体见面会成功举行。作为中原重要的意见领袖，这个近年来的“例行之约”备受媒体期待，吸引了省会及各地市的主流平面、网络媒体。见面会上，从五项参会建议到“两会”见闻心得，从新国八条、限购令到河南房地产走势，从建业的近年发展蓝图到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认知，老胡与参会记者进行了真诚的沟通。随后，各大平面媒体以大幅版面进行报道，热议见面会中老胡的众多观点。
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2011年第二届营销系统营销沙龙圆满举行
3月21日，澳门官方版棋牌娱乐平台2011年第二届营销系统营销沙龙在集团多功能厅拉开序幕。
本次沙龙旨在加强对2011年国家房产新政、“郑州版限购令”及集团应对新政快速制定的营销保障策略的学习、分析；同时综合分析集团1月~2月经营数据，研讨在严峻的形势下建业营销人如何开展高效营销，如何才能确保完成月度、季度、年度既定目标，如何快速推进销售，如何快速提升当前集团营销系统营销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多项目管理能力和执行把控能力。
“中超之父”郎效农加盟建业 欲打造最正规足球俱乐部
3月30日上午，在郑州市航海体育场的新闻发布厅内，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召开新任总经理及新援见面会，郎效农正式入主建业俱乐部出任总经理。
对于足球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职业联赛最老资格的投资人，老胡经过敏锐的观察曾表示中国足球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经过多年的足球职业化后，今年可以叫做一个元年，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郎效农的加盟，无疑是实现对俱乐部规划和建设的最好时机，相信担任过中国足协所有联赛组织职务的老郎将在建业书写一段新的传奇，他的到来势必会让建业俱乐部的管理更加规范和职业。
很难把《海底捞你学不会》这本书单纯归结为纯粹的商业管理书。那么多感人煽情的案例，那么多员工真实的自述，还有那么多作者发自心底的感慨。而把它归结为纯粹的纪实文学，也不合适，因为它毕竟是作者经过两年调研、派学生多次卧底、研读了所有海底捞内刊、采访了从上到下各阶层的海底捞员工后，基于丰富的事实和证据写就的一本书。同时，它也不是一本只给企业贴金的书。它的客观就体现在，虽然作者显然是海底捞经营理念的推崇者，但是他依旧保持了客观冷静的眼光和头脑，不留情面的笔触，以及缜密的思维，去解读海底捞的成功密码，研究海底捞的管理哲学，揭示海底捞的破绽和潜在危机，给人们展示一个真实的海底捞，而不是网络或媒体推崇的神话的、完美的海底捞。
通过他的调查和采访，作者让你看到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海底捞。你知道海底捞服务好，但也会有服务员和客人打架；你知道海底捞服务员热心微笑，但也会有人在此浑水摸鱼；你知道海底捞到处开店生意火爆，但你可知道它最初却因开店被骗了几百万……这本书到处在展示一个“完美企业”的诸多不完美，但就是这样的企业，不按教科书中的条框，不依照咨询公司的建议，却走出一片新天地，成为专家讲堂上的案例。
但终归有一点，作者还是要告诉各位读者，即便是有这样一本书，前面所有章节都在告诉读者海底捞的经营密码，所有的服务准则，员工培训细节，乃至于店面经理姓名，但它的最后一章也仍然要告诉你，即便你复制了海底捞的一切服务项目、拥有了海底捞的规模、挖到了海底捞的经理和员工，但是，你依旧学不会海底捞的经营真谛，也依然不能开办一个与海底捞一样的公司。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对管理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对管理的科学与艺术不同属性的理解有关。诸多原因，铸造了今日的海底捞。举例，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去学习海底捞的笑容，他们的员工依然不会有太多发自肺腑的笑。想知道原因，去读这本书就会了解。
《建业》编辑拜访黄铁鹰先生（中），此次拜访的成果是黄老师为《建业》撰写了《做一个有意思的人》一文。
中日两国关系“震”出契机？
中日两国专家3月27日表示，此次日本大地震是改善或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契机，应求同存异，以同化异。日本“3·11”大地震以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驻华大使馆吊唁日本地震遇难者，而中日韩外长在东京会面时，三国代表团成员首先起立为日本地震和海啸遇难者默哀。
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来自日本的加藤嘉一表示，判断中日关系好不好的标准有三个：政治稳定、经贸关系、国民感情。“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地震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坏事变好事。”
对于更长远的中日关系，加藤嘉一指出：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有三个方面，一是领土，其次是与历史有关的靖国神社问题，第三是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民生问题。他指出，在推进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突发事件，他坦承，只有过了上述三个关，两国关系才能稳定。
加藤嘉一建议，中日两国应该马上建立中日危机管理委员会，“由首相、外相、文化名人、学者、体育运动员、艺人、企业家、军人、年轻人参加，双方八个对八个，定期开会交流，一旦发生事件，处理沟通和宣传方面的问题。”
另外，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应该以日本地震为契机来改善中日两国关系。
他以美国的9·11事件为例，“小布什上台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对手，9·11事件后发现，最大的对手是恐怖主义，从这件坏事中找出了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是反恐。”
就日本地震，他说：“说中国威胁论，中国并没有对日本构成威胁。地震反而是一个契机，中国通过救援来改善两国关系，上次汶川地震时，日本救援队来了，发现遇难者遗体时，进行了人道主义安抚，对遗体默哀，我们发现，日本救援队是这样的，可以给予一种人道的关怀，我们的救援队在日本，在他们的哀悼日，我们的人也在默哀。”就此，他强调，中日双方要求同存异，以同化异。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央行建议购买黄金保值
信不信由你。中国人民银行3月25日建议，在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的环境下，中国的10亿老百姓可以通过购买黄金来应对通胀和进行保值。人民银行发布这份《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之际，正值全球主要货币相对黄金出现贬值，其中美元贬值1%、瑞士法郎2.5%、英镑2%、日元2%。
哇！这好比美联储预期今夏汽油价格将上涨，然后建议你购买石油股或者原油期货一样。
在影响金价的种种非市场因素中并不只有人民银行，还有利比亚冲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核危机，以及蔓延至叙利亚、也门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这一切都是金融市场分析师们预料不到的。
再有想象力的人恐怕都想不到，包括新罕布什尔、佛蒙特、科罗拉多、印第安纳、南卡罗来纳和华盛顿在内的美国12个州建议允许市民将金银币作为法定货币——也就是说可以用金银币来付房租、买日用品和纳税。
你知道吗，印度普通老百姓们通过覆盖全国的466家邮局正在踊跃地买进黄金。印度甚至有上市公司对外提供购买金银的融资——也就是可以借钱买金银。
正因如
此，上周金价虽然只上涨0.75%，但黄金股的涨幅却达到5.07%。
究竟黄金能涨多高？高盛预测6个月内能涨至每盎司1565美元，12个月内涨至1690美元，也就是说12个月的涨幅会达到相当可观的18%。尽管高盛警告说，短期内的上涨会引发获利回吐。不过这还不足以促使索罗斯、保尔森等投资大户以及他们的对冲基金同行们抛售黄金。除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决定加息。
来源：美国《福布斯》杂志
中资银行：奇怪却能生存
中资银行是一种奇怪的金融机构。例如，中国政府是它们的主要股东，银行监管者给存贷款利率分别设置了上限和下限，政治力量对贷款规模的影响可以和金融形势对它的影响一样大，等等。但正如西方政府也会插手银行业一样，中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不再像以前那样看起来如此怪异。至少目前来看，中资银行正为国民经济带来增长，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与一些国际大银行不同的是，中资银行的发展模式相当简单，无外乎是吸取存款、发放贷款。在中国，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都是由政府设定的，目前净息差为3.06个百分点。由于政策在2011年处于收紧状态，中资银行无法像平时那样大量发放贷款。不过，限制信贷供应意味着银行可能握有更多定价权，也就是说，它们收取的贷款利率可以高于监管者设定的基准利率，而存款利率目前仍受制于监管上限。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过程中，可能会暴露出银行业的弱点。过去两年，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业务增加逾50%。如果银行完全按照信贷标准发放贷款，就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业务增长。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占中资银行贷款业务的19%，估计
放给地方政府投资实体的贷款占20%。这些贷款之间存在关联风险。
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依然在9%以上，坏账规模可能增加，但幅度可能不会太大。因预计未来政策可能收得更紧，中资银行已做好了相关准备。
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
BBC民调显示，中国的新经济实力引发担忧
根据BBC进行的一项新的全球性民意调查，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在民众中引发的不安与日俱增。
调查表明，在中国的许多重要贸易伙伴国、特别是主要富裕国家中，说中国经济实力变得更加强大是件坏事的受访者大幅增加。
但总的来说，在此次民调中，受访者仍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平均有50%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积极看法，33%的人持消极看法。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积极看法的人最多的两个国家在非洲，一个是尼日利亚(82%)，另一个是肯尼亚(77%）。其实，在接受调查的所有5个非洲国家中，大多数人持积极看法。在接受调查的发展中国家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多于持消极看法的人。
那么，是什么导致人们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持有这些看法呢？从上次进行民意调查（2005年)至今，世界经历了一个称为大衰退的插曲（大衰退是金融危机所致）。发达国家遭受严重打击。颇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对BBC记者说：“在中国崛起的同时，许多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却有一种停滞瘫痪感，这毫无疑问造成了心理不安。”
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BBC的此次民调也确实涉及了这个问题。受访者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公平的贸易做法？对中国贸易行为最为不满的是日本受访者(70%)，其次是法国(59%)、韩国 (58%)、德国(56%)、意大利(51%)、美国 (45%)等。
来源：英国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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